中国争抢人才的大战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影子特工”（shadow agents）。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9月4日）的一篇报道，就将目光锁定这个群体。
所谓“影子特工”，其实是分布于世界各地，为中国招募优秀科研人员的人才招聘机构和中介。在中美科技和人才竞赛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他们行事低调，为这个群体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影子特工”做什么？
一个总部位于浙江省的人才招聘机构经理告诉《南华早报》，他所在的机构为半政府性质，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约束。
该机构的工作内容首先是帮政府招募海外人才。另外，对于有意愿在中国创业的科学家，机构也能根据政府的优惠政策，帮忙申请到一些福利。
这名经理说，他的机构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都设有分支机构，为联系和选拔全球人才提供便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0年8月的一篇报告称，中国在全球各地设立了至少600个海外人才招聘站。
这份题为《搜寻凤凰》（Hunting the Phoenix）的60页报告里，还列出超过200个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牵头的人才招募计划，包括“融智北京计划”、“天津市外专千人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等。
《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回流靠的是“系统性驱动”（systematic drive），涉及多方力量，不光有地方政府，还动用人才招募站、中介、猎头公司，甚至个人关系。
受访的所有科研人才都说，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最具名望的人才较可能是通过个人关系，而非代理人被招揽。
消失的“千人计划”
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并不是最近才有，早在2008年，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就推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最初的目标是用五到10年的时间，引进约2000名领军人才到中国，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
但实际情况远超预期。人民日报社杂志《人民周刊》2015年一篇报道写道，“千人计划”实施五年，已经吸引到了418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这个数字甚至超过1978到2008年30年中国引进海外人才数量的总和。
于是中共中央趁热打铁，2012年9月又推出“万人计划”（全称《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提出用10年时间遴选一万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不过，好势头在“千人计划”迈入10年之际被打断。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将矛头指向与中国有联系的在美科学家。
据科技商业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行动计划”总共起诉了148人，其中88%为华裔。尽管该计划已于2022年被废止，但恐惧和焦虑仍然笼罩着华裔科研人员。
针对美国的行动，中国2018年开始隐藏通过“千人计划”招募的科研人员身份，对该计划的宣传也转为低调。一份网传官方文件显示，“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评审工作小组要求在文字通知中不出现“千人计划”字眼，以做好海外人才安全保障工作。
2020年之后，与“千人计划”相关的字眼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搜狗，以及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等被屏蔽，至今仍未恢复。
引智转入地下？
“千人计划”虽然淡出中国互联网，但官方招才引智计划并未就此停止。不过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目前中国的海外人才招募相比于往日的公开和大规模，显得更加低调隐蔽。
客观上，美国对中国的人才招募行动更为警惕。一名在美王姓中国科学家告诉《南华早报》，目前中国科学家除了拥有美国绿卡的人之外，连入境美国都受到限制，更不用说要去美国“挖人”。
线下的路走不通，中国便将人才招募转为线上。据《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在美国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纳米技术科学家说，他在过去六个月收到了大量电邮，邀请他参加线上论坛。
报道指出，线上论坛通常聚集众多科研人才，是为大学或科研机构寻找合适人选的一种常见方式。
此外，中国还通过更改项目名称避开美国视线。路透社8月24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目前“千人计划”已由中国工信部的“启明计划”替代。
浙江人才招聘机构的经理也说，中国在保护尖端科研人才方面，保密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敏感材料不会通过社交平台传输。
与此同时，为中国招募海外人才的招聘机构数量也达到新高。一名有10年招聘经验的中介告诉《南华早报》，这类招聘机构在2008年“千人计划”启动时开始增加，2018年之后增速更为迅猛。
被邀请参加线上论坛的纳米技术科学家说，他收到的电邮数量也比前几年增加了50%。他几个月前去中国，在不同的城市都看到省市政府推出的人才计划，“几乎无处不在”。
人才如何破局？
虽然收到了中国政府抛出的橄榄枝，但这名纳米技术科学家最终还是放弃了到中国从事科研的想法。
其中一个理由是，他很难确定众多计划中哪个是可信的，因为他的同事和学生也曾入选中国的人才计划，但最终并未得到承诺的资金和激励措施。
他也担心，虽然在美国工作多年，但在中国没有强大的人脉网络，未来获得资助和组建更大的团队会面临挑战。
此外，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也是这名科学家顾虑的因素之一，“我不想为了满足固定标准而工作，比如每年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这不是创新产生的方式。”
中国科研领域重视论文的传统由来已久，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今年3月，25名中国科学家和企业家曾在《中国科学报》上联合发表文章称，中国大学应改革过度以学术论文为依据的研究人才评价体系。
文章发表仅五个月后，广西一份官方审计报告发现，该省一所高校累计获得财政投入科研经费1.31亿元（人民币，2460万新元），实施科研项目862个，但成果转化率为零。
中国生物学家颜宁今年7月的“颜宁之问”，也揭示出中国想要从事科研的年轻人不敢想的现状。在一场面试中，颜宁抛出“若拥有你需要的所有资源，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的问题，20多名面试者，无一人能让她眼前一亮。
颜宁在面试后发微博说：“总期待着有一两位同学能脑洞大开地讲讲—生老病死都是生命科学研究对象，真的就没有让人发自内心想钻研的么？”
颜宁2017年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去年辞去普林斯顿教职，回中国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她本人正是归国科研人员的典型代表。
中美之间的人才争夺战胜负尚未分晓，中国除了动用各种方法吸引人才回流，改善国内科研环境，让学者不被论文捆绑，而是真正投入科研创新，或许才是赢得这场人才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