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胡同外迁的人不少，走了约五分之三的人。现在的居民大多超过60岁了，年轻人很少。”
65岁的北京胡同居民姚建华向记者介绍胡同的情况，在自豪地分享胡同独特景观的同时，言语间夹杂着一丝感慨。
胡同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但这些有着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地标，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北京飞速的城市化发展而经历巨大改变。
从上世纪70年代至2010年代初期，坐落在北京市中心二环黄金地段的老胡同经历了一波大规模的拆迁潮，完整胡同数量从1949年的3000多条，锐减至2016年的不到1000条。
直至2017年，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提出“老城不能再拆”，北京胡同的发展才从大规模拆迁，明确转向文化保护和修复。
不过，比起拆了重建，如何维护老旧的设施是更为艰巨的挑战；同时，胡同居民迅速老龄化，也意味着胡同里老北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加速消逝。
姚建华是少数仍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他和太太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胡同公租房，进门后的客厅摆着餐桌、缝纫机、电视等简朴的家具电器；客厅上方狭窄的阁楼是两人的卧室区，面积仅相等于一个双人床垫。
但是姚建华懂得创意利用空间，把狭窄的屋顶打造成养鸽子的区域和休息区。
姚建华2019年曾经上有关旧房改造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安排专人协助他整修居住环境，整修后最大的改变是家里有了有抽烟系统的厨房和独立的厕所。在整修前，姚建华夫妻俩不论刮风下雨都得踏出家门，到公厕上厕所，并在阶梯下方一个不到一米的狭窄通风口煮饭。
整修工程改善了姚建华家里的硬件设施，但屋子空间有限的问题却不可能通过整修彻底解决。
姚建华的兴趣是收藏胡同旧物，他屋里存放的大木门、屏风和门枕石与狭小的空间形成强烈对比。他的太太时常抱怨家里杂物太多，但姚建华已习惯这样的生活环境，拥挤的空间和堆砌的旧物在他心目中，都是极为珍贵的老北京情怀和历史。
住胡同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考量，姚建华的公租房月租只有50元人民币（9新元），这个低廉的租金在北京二环其他地方简直不可想象。
姚建华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如果往后国家让走，我们一定听党指挥，只是心里还是愿意在这里住。我们岁数这么大了，搬到五环六环不是特别方便。”
但姚太太的看法不同，听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激动地搭话：“当然要去高楼 ，在这儿住有啥用。”
空间的局限和设施的老旧是不少老北京人选择搬离胡同的原因，也甚少有年轻的北京人愿意再住进老旧的胡同房子。
从小在胡同长大的陈芳（化名，70岁，兼职清洁工）1980年代在拆迁计划下，从胡同迁出，在北京二环获得一套两居室的套房。如今，北京已经没有如此优渥的拆迁补偿条件，目前政府在一些胡同实行申请式退租计划，让腾退区域的租户选择性退租，安置的房源一般在通州等五六环的偏远地区。
对于胡同文化保存，不少人和陈芳一样，一方面更喜欢高楼里舒适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充满儿时记忆的历史建筑和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应该获得保存，内心充满矛盾。
陈芳受访时说：“住进高楼后，生活当然改善了，以前住胡同的时候没有暖气，你可以想象那种生活吗？但是很多老北京人都是在胡同里长大的，这是老北京人不想失去的旧回忆。”
北京胡同的面貌和功能正在经历一场蜕变，部分胡同如今找到新的商业用途，发展成时尚餐厅、咖啡厅和文创商店。商业化发展和胡同原始文化保护之间的拉锯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在这一代老北京胡同住户退出历史舞台后，将有更多胡同住屋空置出来，届时胡同将展现什么样的新面貌？
《中国建筑与城镇化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创刊主编张晓东 （Donia Zhang） 博士受访时指出：“通过商业化发展创造收入固然是保存胡同原本外观、让访客了解老北京风貌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可能引发一些前住户的不满。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应按照原来的形式和风格进行重建，变化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张晓东也是非盈利学术组织建筑人文研究会（Architectural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学者。她预计，十年后，大部分的老北京胡同可能会像南锣鼓巷一样，有许多面向国内外游客、销售传统中国艺术品的商铺。不少重新装潢的四合院也会成为茶馆、咖啡馆、餐厅等。
她说：“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给土地的利用和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些传统的四合院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在北京市区的居住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