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引起人们热议。尽管所取得的5.5%增长率，不仅大幅度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甚至也远高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像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国，但仍令许多人失望。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在疫情防控阶段的后期，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去年只取得3%的增长率，生产潜能受到大幅度抑制。

当疫情防控终于放开，人们对经济恢复的期望就非常高。在去年基数较低的情形下，5.5%的增长率普遍低于人们的预期。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从外部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处于脆弱的恢复期，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普遍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这在整体上影响了全球投资信心。再加上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加剧，极大地干扰了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表现，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甚至成为负数。

从中国国内来看，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打击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失，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和担忧还没有散去，这些都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中国过去几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引起人们的恐慌与误读，市场预期和信心遭受打击，民营经济更是首当其冲。预期转弱、信心缺乏、动力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疲弱之时更显矛盾突出。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对外靠出口，对内靠投资。但出口拉动经济的动力已经明显不足。

中国开始转向提振国内市场的需求，但国内的投资需求已同往日大不相同。传统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已接近饱和点，而房地产长期扮演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角色也在淡化。向新基建和房地产的新模式过渡，虽然是个正确方向，但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将发展重心转向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疫情期间，居民消费受到很大的抑制，疫情控制放开后，消费呈现较大的增长态势，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7.2%，远高于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因此，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短期内缓解经济压力，为长期结构性调整创造新的时间窗口。

前不久，大陆政府中央政治局和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尽一切可能手段鼓励消费，包括支持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不断上升，因此，不太可能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而在美国利率高升和强势美元的外部环境下，货币政策也须非常谨慎。因此，这次的消费刺激主要是政策鼓励和恢复信心，包括推动城市更新改造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促就业和稳经济相关的措施，而不是直接发放消费券等现金补贴。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鼓励消费政策。这种大张旗鼓的措施，相信会起到不错的效果，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刺激消费更具有长期经济结构优化的重大意义。中国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虽然在过去总体上有所提升，但仍然低于39%，远不如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这种模式是难以持续的。中国长期发展上必须要把居民消费大幅度提升，真正成为有利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提升也为国内过剩的产能寻找新出路，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利润保障。没有消费市场的需求，企业就会失去发展和创新的动力。

尽管促进消费需求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好处，但可持续的需求提升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长期来看，居民消费的持续提振，有赖于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是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资产收入。中国当前的挑战是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疫情前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0%和6.5%，低于疫情前近9%的各年增长速度。收入增长放缓将导致消费持久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支撑工资收入增长的背后因素是就业。中国就业形势面临极大挑战，特别是青年人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尤为严重。发展经济，特别是大力扶持民营经济，是解决就业和提升收入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关的是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由于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冲击较大，影响了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幅度。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多来，中国股市估值下滑，这对2亿多散户股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很大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更使得依靠房地产获得投资和租金收益的居民大幅降低了收入预期。

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须要从多种角度提升居民收入，包括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和创造就业，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这些都是持续提升居民整体收入和提振消费的长久之计。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稳定和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既人们收入中愿意拿出多大的比例来进行消费而不是储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两年，中国居民呈现超额储蓄的现象，这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也与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有关。老龄群体的主动消费意愿不强，而年轻人就业困难，这些都对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中国消费水平的持久提升极为重要，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须要与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相结合，甚至须要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不仅要提高消费数量，更要进行消费升级，与经济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相适应。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