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杜苏芮”上周引发中国京津冀地区极端天气，导致首都北京出现140年来最大降雨，造成严重洪灾。
在抗洪救灾的紧要关头，北京红十字会上周三（8月2日）一纸公告书又在互联网炸开了锅。
北京红会洪灾募捐中翻车
北京红会发布的“接受社会捐赠说明”称，受台风影响，北京门头沟、房山等地受灾严重，为助力北京防汛救灾，公布了包括户名和微信二维码在内的捐赠事项，号召民众捐款捐物。
灾后募捐原本是件正常的事，对深处灾区的同胞施以援手也应是天经地义，但当北京红会发出上述说明后，评论区的网民不但不响应，还明讥暗讽轮番挖苦。
他们齐刷刷在官方账号下留言：“谨防上当受骗”，不少网民则回应：“请先证明你是十字会的”，“捐款需要查祖孙三代吗？”“我没有北京车牌，我可以捐款吗？”“低端人口有资格捐吗？”
很快，北京红会官方微博账号关闭了评论功能。
然而，北京红会的这则募捐说明已经引爆了网民对中国整个红十字会体系多年的积怨，他们抓住北京红会近期公布的账目明细，认真地翻起了旧账：
第一，北京市红会上月采购雨靴、分体雨衣等物资，按理说批发采购价格应低于市场价，但红会公布的采购价却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
第二，一家名为北京五木服装的企业今年5月捐赠了一批物资，而接收地址之一的北大化村正是五木公司的注册地，另一接收地址陆辛庄村则是公司法人代表季连旭名下另一家林业公司的注册地。后经红会证实，季连旭也是红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之一。这一系列操作被网民质疑，红会的企业捐物不过是“左手倒右手”。
第三，红会6月组织的一场活动中，入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人民币，下同，746新元），而活动住宿及餐费高达2万7452.8元，活动桌牌及横幅制作费也要880元。救助款和活动经费之间的巨大差额，也让网民纷纷吐槽。
北京红会通过《中国慈善家》的报道对上述质疑作出了回应。关于物资采购价格过高的疑问，红会称，都是采购部门根据援助需求，按照流程去办理。
对于企业捐赠“左手倒右手”的质疑，红会则说，企业捐赠可以定向捐赠，捐赠者指定将所捐物资用到什么地方，这是捐赠人的权利。
至于活动经费过高，红会则称这不是在一次活动中，而是三次活动。
网民对红会这种模棱两可还有些强行洗白的辩词自然不买账，有网民总结调侃，红会的意思是：前述指控基本属实。
中国红十字会的N次翻车事件
中国网民对北京红会募捐的反感并不是偶发事件，是源于对中国红会体系长期的不信任。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会募得大量捐款，结果被曝出用1300万元购买了1000顶的天价帐篷，也就是一顶帐篷价值1.3万元，这一消息将中国红会推到了风口浪尖。
红会事后澄清，“这事是个口误，连傻子都知道一顶帐篷不可能那么贵”，红会的账篷平均价是1174元，“这几乎是全国价格最低的帐篷”。
2011年6月，一个叫“郭美美”的女生，用一己之力重创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声誉，也扒掉了红十字会一直披着的慈善外衣。
郭美美在微博上经常展示自己的生活照：开玛莎拉蒂跑车、在别墅开生日会，吃穿用度都是顶级奢侈品牌，而她在微博上的身份认证却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原本对红会已心有芥蒂的网民，看到带有红会头衔的郭美美过得如此奢华，对红会的质疑进一步升级。
郭美美最初解释说，其所在公司是与红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公司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民众服务的医疗车上。
但她的解释无法平息巨大的争议声，因为整个事件暴露出了与红会有特殊联系的商业机构和组织，同时也让人怀疑，这些机构和组织是否在利用慈善牟利，为个人获取巨额财富？
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0天后就发出声明，宣布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一切活动，但正如同年11月新上任的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所说，郭美美用“三天毁掉了（红会）一百年”。
郭美美事件还在发酵期间，中国审计署又公布，红十字总会在2009年一次采购项目的中标金额等多笔资金存在问题，包括虚假列支抽检费等。
此后，红会的信誉不断受到负面冲击，公信力急速下滑。
2011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被爆在车库内停着若干辆豪华公车。2013年4月，又有网民反映在芦山地震灾区看到了红十字会价格不菲的路虎车队。
同年，中国百名艺术家向红十字会追问8000多万元善款去向。红会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善款已经建成了242个“博爱家园”，但究竟具体花在哪些项目上，却没有给出数据。
2014年8月，红会将投资1亿多元的仓库以每年90万——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一家私人公司。赵白鸽受访时承认违规出租仓库，但表示财政只解决红十字会三分之二的经费，“要养活这么多人”，才会使用“阴阳合同”出租空闲仓库。
一个月后，赵白鸽被免去红会党组书记和副会长职务。
2020年，武汉爆发冠病疫情初期，当地红会因物资分配不当陷入巨大争议中，尤其在中国央视记者突访红会，却被保安要求立刻离开后，再度引发网民强烈愤慨。
中国红会是什么样的机构？
成立于1904的中国红十字会如今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遍布全国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或部分财政拨款。
换句话说，中国的红十字会本质上更像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待遇，运行体系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红十字会截然不同。
由于缺乏独立性和第三方监督，中国红会更容易滋生内部腐败，存在“资金运作不透明”，“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
中国官媒《中国青年报》2012年就指出，红十字会与各级政府之间捆绑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对破除与政府的行政依附、公开透明为指向的改革，地方上普遍缺乏动力。
更让网民不平的是，中国的红会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它还很可能是一个高福利的行政单位。
此前一篇网传文章称，中国红十字总会列出今年的基本支出显示，工资福利支出为2612.31万元，而官网显示在编人员总共为60人，据此可推算出人均年薪为43.54万元，此为中国平均工资待遇的七倍。
红会一直未对该报道作出澄清，而这篇文章也很快被删除。
从过去应对信任危机来看，红会也秉承了传统行政机关的风格，处理方式生硬傲慢，更容易激化矛盾，使舆情进一步发酵，这对身处舆论漩涡的红会来说，是更致命的打击。
一场洪水或一次地震，不仅考验当地政府的应变和管理能力，也反映出社会的凝聚力。中国民众对捐款对慈善并不是天生排斥，只是在公信力已被透支的红会面前，屡屡受伤的网民只能近乎一致地以不掏钱的方式回应，并在互联网舆论场上，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纾解心中的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