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本身并未列出改革的各项细节，但提到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文件公布后会列出更详细的改革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提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10年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设定时间节点。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认为，内容称，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还提出2029年完成本轮改革目标。
“公报只是会议的总结，改革细节可能会在几天后的另一份文件中披露。”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表示，尽管如此，会议结果符合其预期，即三中全会是现有政策调整的延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走向不同的政策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对这位前外交部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并未像之前的两位国防部长一样开除党籍，也并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他辞职的原因。
秦刚问题
相比之下，对与秦刚差不多时间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公报中的表述则更为严重——“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去年7月，中国突然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由他的前任王毅重新接任。秦刚当时仅上任七个月，这被视为是多年来最大的政坛意外事件之一。
现年57岁的秦刚曾是中国半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并被视为的政治新星，但之后成为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外长。
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时外界同样关注并未使用像针对其他“落马”官员时所惯用的“罢免”一词，而是称其主动“辞去”职务。
此后，秦刚只剩下中央委员的身份，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一直未被开除党籍。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Dali L. Yang）对于2月时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曾向表示，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利分析说。
为什么秦刚受到的处罚比李尚福轻？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表示，撇开各种传言不谈，客观地讲，秦刚的晋升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从副部长到副国级）。这一安排即使没有特别干预，也只有在特许的允许下才能实现。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让秦刚更体面地退出，即‘主动辞职’。”宋文笛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晋升虽快，但并不特别。提拔李尚福的决定可以归咎于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已经被清洗了）。当一个人和他的靠山已经倒台时，踢他一脚就容易多了。
新口号？
按照之后公布的文件内容推算，200多天后，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广为传播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号，据官媒报道称，为亲自拍板。当时一度被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标志。
上述2万字的文件在之后的10年中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但随后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等行业强力监管和干预，尤其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行业。
十多年后的今日，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同时，也在强调监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此外全会还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并没有看到堪比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相比之下，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这一次（“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至少从公报上来看，力度有所减弱。
郝福满认为，往好的方面看，“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写进了公报。 此外，财政、金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被写入公报，但细节不多。 如果没有更多细节，将很难评估这些改革是否能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的最后期限之前真正实现。
徐天辰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和有效管理的市场”是此次三中全会的两大关键词。
他进一步解释称，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几乎毫无意外地成为优先事项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将有一种“中国式”的改革，不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围绕创新或强制采用国内技术而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公报在列举几个改革领域时，将财税、金融称为“重点领域”，后文又再次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