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本身并未列出改革的各项细节,但提到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文件公布后会列出更详细的改革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提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10年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设定时间节点。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认为,内容称,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还提出2029年完成本轮改革目标。

“公报只是会议的总结,改革细节可能会在几天后的另一份文件中披露。”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表示,尽管如此,会议结果符合其预期,即三中全会是现有政策调整的延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走向不同的政策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对这位前外交部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并未像之前的两位国防部长一样开除党籍,也并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他辞职的原因。

秦刚问题

相比之下,对与秦刚差不多时间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公报中的表述则更为严重——“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去年7月,中国突然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由他的前任王毅重新接任。秦刚当时仅上任七个月,这被视为是多年来最大的政坛意外事件之一。

现年57岁的秦刚曾是中国半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并被视为的政治新星,但之后成为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外长。

秦刚

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时外界同样关注并未使用像针对其他“落马”官员时所惯用的“罢免”一词,而是称其主动“辞去”职务。

此后,秦刚只剩下中央委员的身份,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一直未被开除党籍。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Dali L. Yang)对于2月时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曾向表示,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利分析说。

为什么秦刚受到的处罚比李尚福轻?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表示,撇开各种传言不谈,客观地讲,秦刚的晋升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从副部长到副国级)。这一安排即使没有特别干预,也只有在特许的允许下才能实现。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让秦刚更体面地退出,即‘主动辞职’。”宋文笛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晋升虽快,但并不特别。提拔李尚福的决定可以归咎于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已经被清洗了)。当一个人和他的靠山已经倒台时,踢他一脚就容易多了。

新口号?

按照之后公布的文件内容推算,200多天后,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广为传播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号,据官媒报道称,为亲自拍板。当时一度被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标志。

上述2万字的文件在之后的10年中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但随后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等行业强力监管和干预,尤其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行业。

十多年后的今日,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同时,也在强调监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此外全会还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并没有看到堪比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相比之下,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这一次(“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至少从公报上来看,力度有所减弱。

郝福满认为,往好的方面看,“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写进了公报。 此外,财政、金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被写入公报,但细节不多。 如果没有更多细节,将很难评估这些改革是否能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的最后期限之前真正实现。

徐天辰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和有效管理的市场”是此次三中全会的两大关键词。

他进一步解释称,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几乎毫无意外地成为优先事项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将有一种“中国式”的改革,不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围绕创新或强制采用国内技术而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公报在列举几个改革领域时,将财税、金融称为“重点领域”,后文又再次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