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又有学生实名举报 导师的权力有多大?

又有高校学生成功举报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王迪星期天(7月21日)在微博发视频,实名举报她的导师、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元性骚扰,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在这段长达58分42秒的视频中,王迪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王贵元。据王迪在视频中称,她在2022年5月21日去王贵元的办公室谈学术,却被导师王贵元骚扰,随后她打开了录音。

在之后的谈话中,65岁的王贵元当着她的面脱衣服,询问她自己身材如何,接着说可以给她发几篇论文,提供一些学术上别人难以获得的资料,利诱王迪跟他“做夫妻”,提出肢体接触的要求。王迪说,王贵元强制猥亵她,自己一直反抗,对方才停下。 

这次之后,王迪称,王贵元多次让她做无报酬的杂活、骂她,并威胁她不能毕业。至星期一晚7时,这条举报视频被查看5500多万次。

这一回,校方反应迅速,星期一上午回应称,连夜彻查此事,当晚就发布了通报。

中国人民大学通报称,针对王贵元的涉嫌师德失范行为的举报情况属实,王贵元严重背弃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严重违反党纪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

人民大学经研究决定,给予他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通报也称,学校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严格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处理,决不姑息。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坚决筑牢师德师风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多数网民认为,王贵元丧失师德,不配为人师,支持人民大学干脆利落的决定,也希望王迪成功换导师,完成学业。

另有一部分网民表示,许多高校教授虽然没有性骚扰学生,但让研究生、博士生做杂活没报酬,学生被导师骂、被威胁不能毕业,却是常态,希望这次事件也能给他们警示。

高校举报导师事件频发

去年底以来,中国高校已发生数起学生举报导师的事件,都与学生受导师的不公待遇有关。

今年4月,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该校副教授郑凤,称她在师德、师风方面存在问题。

举报材料长达23页,指郑风情绪不稳定、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与毕业威胁、截留学生工资、实验室全年无休等。

举报还称,郑凤使唤研究生帮忙取快递、开车、搬家打扫、陪同其女儿进行乒乓球、跑步等训练,为其女儿打印资料、协助其女儿考试等。

校方调查后称,郑凤未能正确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于指导,而且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事宜,未按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决定取消郑凤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岗位等级由副教授七级降为讲师十级。

今年1月,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教授黄飞若被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集体实名举报学术不端。

举报信中也提到,黄飞若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采用高压、严苛的方式,频繁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压榨学生劳动力,强迫学生进行与学业和科研无关的私活,少发助研津贴等。

校方查证后,撤销黄飞若校内一切职务,解除聘用合同,并报请撤销其教师资格,报请对其相关科研论文、项目等撤稿、撤项,并补发研究生少发的助研津贴。

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集体实名举报该校动物营养系教授黄飞若学术不端,且频繁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压榨学生劳动力。(互联网)

在这两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例中,举报文件都出现了为导师干私活的内容。

“上班如打工、导师是老板”的说法,在博士在读生和研究生群体中流行已久。高校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不断有新案例出现。事实上,在导师几乎能够一手遮天地决定一个学生前途的情况下,学生很难拒绝导师提出的要求。

导师的权力

导师的权力,从录取阶段就开始了。以博士生为例,中国大部分985高校近年纷纷改革使用申请制,取消统考,录取时博导有最终决定权。入学之后,申请科研经费、参与社会实践项目,都需导师签字。在学生最终是否能顺利毕业这件事上,导师也是决定性的。

中国官媒央视网今年4月发文称,中国高校导师对学生拥有“绝对权力”。文章指出,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就曾公开批驳“科研老板”现象。但近20年过去,高校科研院所里的导师还是老板。

文章称,一些学生和普通打工族没什么区别,但又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对一些“穿小鞋”行为,如拖延指导、拒绝签字等,学生想要维权,导师也能以“是学生能力不足”轻易否认。

当学生受不了压力时,可以申请换导师,不过这又是另一番人情博弈。

小红书上有5万余篇“换导师”相关笔记。其中一篇提到,要换导师不仅需要让现有导师“嫌弃你,但不讨厌你”,还要获得意向导师的同意,“觉得收了你不会得罪人”,更需要所在学院各个领导的同意,“一些环节要哭,一些环节要凶”。

困在体制里的导师

去年底,一篇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的论文《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群体中走红,知网下载数量超过4万次。

这篇论文访谈多名研究生,剖析被访谈者和导师之间在论文选题、实习和毕业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

除了学生的压力,论文也分析了导师的处境,即部分研究生导师除了科研任务,还要教学授课,或担任行政职务等,这在客观上导致导师无法拨出更多时间进行师生交流和指导学生。

自媒体“极昼工作室”解读称,导师也困在体制里。在现有的评价体制下,高校教师要评职称、申请基金等普遍和论文挂钩。青年教师还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这些压力也层层传导给学生。

教师的评价体系如此,学校也一样。央视网的评论文章直言,学生自己不敢反抗,高校对导师也缺乏常态化的监督、约束。“哪怕知道了,可能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一个学术大佬会直接影响学科排名、国家实验室、国家课题基金和SCI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论文)等考核申报硬指标,高校也得罪不起,即便闹大了也倾向轻拿轻放。”

“铁打的导师,流水的学生”,这或许也回答了,为什么在一些案例中,学生没有直接向学校举报,而是向社会公开发声。

但这也提醒,与其每一次都谴责没有师德的导师,不如思考如何约束导师权力,把育人这一项加入激励机制,给学生说不的权利和底气。每一次都靠学生拿着身份证拍视频来实名举报,借引起舆论关注来获得解决问题的机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