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企业在地下空间设立实验室，找来公立三甲医院医生亲自操刀手术。中国代孕灰色产业链的冰山一角，在举报者和媒体的揭露下再次公诸于世。
今年8月下旬，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和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曝光了位于山东青岛的地下代孕实验室。
这家看似简陋的实验室藏身于青岛某汽配城的一个地下空间，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投资额450万元（人民币，下同，84万新元），设施与正规医疗机构一比一配置，取卵、胚胎移植、培育胚胎等医疗器械应有尽有。
实验室由青岛市春孕试管婴儿咨询有限公司、青岛市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两家公司以生物科技公司作掩饰，实则在背地里把代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它们的业务范围遍布整条代孕产业链，不仅从事取卵、胚胎移植，还承接其他代孕机构的生产任务，安排代孕孕母持她人身份信息住院生产，随后以5万元不等的价格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合作的医院来自辽宁、江苏等。
据报道，女孩按照颜值、健康程度分成高端和低端产品，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每颗卵子被明码标价出售。代孕一个孩子75万元，要想筛选性别就多20万元。
上官正义在进行卧底调查后发现，实际操刀取卵、胚胎移植的是任职于青岛公立三甲医院（公立医院中最高等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分别是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李姓副主任医师、青岛莲池妇婴医院产科的钱姓副主任医师，另有一名麻醉师、护士辅助。
报道称，一些年轻女孩为了省钱，手术时连麻醉药都没打；甚至有女孩动手术时忘了塞麻醉药，整个走廊充斥着女孩的惨叫声。
这篇报道出街后，青岛市卫健委迅速发通报，称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査组核实。
青岛市联合调查组星期三（10月30日）发布调查结果，宣布逮捕美克生物的丛姓负责人，另外五名涉嫌参与代孕的医师、护士等则分别被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执照、降低退休待遇等。
不少网民抨击这一惩罚力度过轻，“明摆着变相鼓励代孕，连发小黄文都罚得比这严重得多”。
代孕灰色产业屡禁不止
这些网民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自首个代孕机构1990年代诞生以来，中国至今没有一条法律明文禁止人们使用代孕服务。
目前规管代孕行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原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代孕技术，但没有限制人们使用代孕服务，或对代孕者、代孕中介提出法律约束。
此外，《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规范层级低，惩罚力度也不足。
有业内人士就向财新网直言，提供代孕服务的地下机构即便被查，可能只会面临吊销执照或罚款，相对于机构从中谋得的利益而言，“这些不算什么了”。
2015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时，也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这就让中国的代孕监管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法律不禁、政府不许”。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加上不能生育或不想生育的家庭需求，让代孕在中国日渐变得半公开化。
2014年中国开放二胎后，代孕的需求蓬勃增长，到近期更是构建出一条医院和代孕机构内外勾结的黑色利益链，如在此案的代孕实验室就与山东等地的公立医院勾结，让代孕孕母持其他身份取得合法的出生证明。
事实上，就在不久前，山东出生医学证明督查组就曾前往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督查，重点对出生医学证明组织管理、首次签发管理、补换发管理、空白证储存、机构外签发、住院分娩身份核查等进行督查。
督察等监管行动做是做了，但代孕灰色产业链依然春风吹又生，非法交易仍屡禁不止。
上官正义发现，经过几年“严打”，此前属于代孕重灾区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份的情况确实稍微好转一些，但都转移到云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去了。
他直言，这条灰色产业链环环相扣，链条中每个环节都与违法违规行为相伴，“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买卖、医生非法行医，另外不少麻醉师自带麻醉药品，药品来自于哪里？麻醉药品管理是不是也有漏洞？”
代孕需求和道德困境
据中国媒体报道，一般而言，中国代孕的费用在40万元至50万元间，最高可达上百万元。有业内人士说，每做一单业务，利润空间就高达30%至60%。
灰色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势必有庞大的利益在驱动，但无法满足的现实需求也不容忽视。
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去年中国不孕不育率约为18.2%，数量超过5000万人，2018年的这一数字为16%。
对这5000万名想要孩子却无法生育的夫妻而言，目前中国没有合法渠道能满足他们的生育梦。铤而走险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选择代孕，恐怕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
只是，在讨论该不该让代孕合法化时，还伴随着许多复杂又棘手的法律和道德伦理问题。
有舆论担忧，代孕出生的婴儿自主权无从保障，代孕母亲和提供卵子的母亲谁有抚养义务？一旦性别、健康状态不符合期望，又要如何确保婴儿不被丢弃？代孕弃养了，是否构成遗弃罪？孩子长大了，身份危机要怎么解决？
一些反对者还认为，商业代孕将生育降低为工具性需求，本身就隐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商业代孕还意味着将女性生育权作为商品出售，把女性身体当作一种生育机器，严重践踏女性的权利和尊严。
此外，代孕过程中的捐卵者、孕母往往是身处社会阶层边缘的女性，代孕的普及形同让底层女性集中受害，进一步加剧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
在少子化趋势继续加速、人口危机日益加深的当下，中国政府需要解决民众“不敢生、不想生”的问题，以扭转低迷的生育率，但在上述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前，官方可能也不会轻易地将代孕合法化。
可以确定的是，在“法律不禁，政府不许”的灰色空间下，代孕产业链恐怕将继续存在，官方面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困境会变得更加棘手。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只是现行的法律可能还无法及时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