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8月18日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首次三国首脑会议。尹锡悦说，这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BBC）形容此事是一场“外交政变”（diplomatic coup），《纽约时报》说这是亚洲安全局势的“关键时刻”（pivotal moment），《经济学人》周刊早在8月10日就强调了峰会地点的历史意义，尤其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的重要会晤。
这场峰会惊动国际，一个主要原因是“实现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多年前曾经在华盛顿负责日韩关系的一位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回忆说：“（在老布什总统任上）我们几乎无法让韩日两国领导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和我们见上一面。”这里的障碍便是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残酷殖民统治的深刻历史记忆，并没有随时间而从韩国人心中淡化，反而因为日本近年来频频为军国主义历史“翻案”，而不断沉渣泛起。
所以欧美朝野在庆贺史无前例的戴维营峰会时，担心的仍然是韩日两国能否像法德两国那样，达成历史性和解。几乎所有报道都强调韩日首脑都面临选举政治和选民意愿的挑战。拜登也在峰会前恭维了日韩领袖的“政治勇气”。山姆大叔导演的韩日合作，究竟能走多远？仍然有待时日考验。
这是针对北京的东北亚地缘政治重组，却是国际共识。
撇开拜登的外交辞令不论，在韩国日益成熟的多元政治环境中，尹锡悦有再大的政治勇气，也不敢冒多数选民的大不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动作背后，是近年来韩国朝野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至在民调中，韩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率，居然超过了对历史宿敌日本的反感。
要体会这一巨变，可以回到2002年，日韩两国恶性争夺足球世界杯主办权，迫使国际足联不得不允许由两国共办世界杯。当时还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合办的欧洲《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位英国专家的评论，描述了韩日的历史恩怨和韩国朝野对中国的一边倒。此文现在还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找到，其中的警句是：“南韩持有双重标准。在韩国眼里，日本没有一件做对的事，而中国则没有一件做错的事（South Korea has double standards. If Japan can do no right in Korean eyes, China can do no wrong）。”
这还是在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2004年）之前的韩国舆情，展示了1990年代初邓小平不顾平壤反对，而做出与韩国建交决策的瞩目成就。北京《环球时报》今年早些时候承认“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以及年初尹锡悦公开将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作类比时，民调显示居然有九成韩国人对华没有好感，与《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述旧文无异天壤之别。
21年只是历史一瞬，韩国人对华态度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尤其表现在年轻一代，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但是，如《环球时报》那样归咎于“韩国媒体和网络的误导”，不仅片面，也于事无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无法抑制不同的意见和舆论。再是有“国际势力操控”的阴谋论，北京官方用于对内对外宣传的巨大开支，恐怕也不遑多让。何以在两国贸易额每年以两位数上升的同时，却不能阻止韩国对华舆情的如此大步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民间对朝鲜的态度也出现类似的变化。
曾几何时，朝鲜政权对韩国左翼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殖民时代起，大批移居日本的朝鲜人群体，更是平壤在海外最大的政治资源和金主。但是，朝鲜金氏世袭政权不顾国内民生灾难的“先军”政策，甚至宣布对韩国“模拟”核攻击，使得平壤完全丧失了对韩国同胞和海外朝鲜人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也加深了韩国民众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韩国民调对华态度的变化，也直接关联安全威胁，喧嚣一时的“萨德事件”是很好的例子。这也是前引《国际先驱论坛报》旧文强调的，文化认同因素日益让位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时代趋势。
中国国家利益与朝鲜半岛密切相关，是历史常态，尤其是近代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专家沈志华依据大量原始材料的力作《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版），有很好的总结，表现在中国常常是中朝“唇齿关系”中损失实际利益的一方，特别是该书第五章第三节《中国被迫割让长白山主峰及天池》一段研究。沈著最后强调，是邓小平的务实外交，才结束了这段“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人们自然希望邓小平时代的成就，不会再次遭到逆转。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