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时代相比，哪个年代的新闻价值更高？旧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慢，信息越是稀缺，新闻越有价值。
前阵子口述历史采访两位退休报人，与新闻工作紧密相关的两个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前辈吴俊刚分享，他当年自学速记，还“胆粗粗”跟公司索取速记本子，经理爽快答应，让他欣喜万分。在那个记者没有随身携带传呼机、录音笔、电脑、手机等工具的1970年代，能领个速记本子，算是破例了。他们一般只能在由报纸切出的空白纸所粘合的本子上做笔记。
家中老母、退休社团记者区如柏回忆说，当年在资料室工作做剪报，首先把要存档的新闻分类，然后剪下新闻，再用胶水贴在纸上，最后存入文件夹。感觉就跟我小学假期作业一样，用的是剪刀配胶水的土方法。
母亲当年肯定没想到，记者现在只要在电脑打上关键词，就能搜出上千上万条稿。吴大哥肯定也想不到，50多年后，速记本子没什么大不了，记者还能用上音频转文字软件等现代工具。
以前当记者很辛苦，但如果比较新旧时代的记者，谁较幸福？我认为，旧时代。
科技给记者带来方便，但不是幸福感。以前的记者，手握一支笔和一本速记本子就满足了。没手机或传呼机，只能靠双脚行走、打照面，只能到现场采访，别无他法，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持久牢固。他们谈起跟人打交道的点滴，至今仍情深意切。现在的记者能用的科技工具花样多，跟人面对面的接触反而减少。科技冲淡情感温度，使生活变得更复杂疲惫。社媒自媒的诞生，让信息更碎片化，情绪更浮躁，思想更浅薄。
科技之可怕，台湾歌手罗大佑早在1983年创作《未来主人翁》时就预言：“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罗大佑评断：科技最大的问题是太有目的性，而人活着，他的目的不能太明确，就活那个过程吧。
新旧时代相比，哪个年代的新闻价值更高？旧时代。
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慢，信息越是稀缺，新闻越有价值。查看报馆还保留着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访的新闻剪报，当年的报道都很直接扼要，没有分析或背景资料，但单单是新闻本身，就接近独家报道的分量了。当然，也因是独家，闹笑话无人知。
当年没有互联网，出国采访靠长途电话向报社汇报，特稿则是记者手写完稿后，搭电台或电视台摄影记者邮寄照片之便，一起寄回新加坡。所以发特稿时，发稿主任无法与记者及时沟通。
当年在《南洋商报》工作的吴俊刚笑说，有一次随建国总理李光耀出访中国，在北京决定写中国设国宴款待的特稿，所以仔细抄下菜单。文章见报时，“罐焖牛肉”这道国宴菜，竟被降格为“罐头牛肉”。原来值班发稿人没听过罐焖牛肉，当时也没有互联网可搜索核对信息。
《联合早报》百年变迁，记者如今怎么报道新闻，受众怎么看新闻，早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纸稿上爬格子，送交排字房排字的运作早远逝，标志性的电脑化进程如今也只是最简单标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分别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工作的中国文人郁达夫和胡愈之，肯定想不到80年后竟是这番景象。
往前推想，100年后的新闻生态会超乎想象吗？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句话依然适用。它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严格要求，无论科技多发达、意识形态多分裂，体制与反体制的抗衡有多尖锐，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不仅要可以传世，还得经受长久永世的检验。
科技狂潮挡不住，媒体人的工作会更方便，但平台繁杂会掏尽心力，在点击率与专业原则之间拔河，兴奋点容易被击中，朴实真切的幸福感下降。
油墨纸张没了，甚至电脑跟平板都被淘汰。人工智能当道，ChatGPT等玩意儿越来越接近人脑，只差不具自我意识和自我繁衍能力。受众每天带着VR（虚拟现实）或AR（增强现实）虚拟眼镜，走进虚拟新闻室与记者互动，双方在虚拟中拉近距离。
本地中文媒体与国家共生共息。除传递信息，对内，肩负传扬华族文化使命；对外，在纷杂地缘政治中反映新加坡从自身利益考量的国家立场。至于百年后的本地中文媒体会是什么模样，很大程度将取决于，百年后新加坡社会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组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