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在《新政权未摆脱旧国家》(8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针对马来西亚政治认为,马国在2018年第一次经历了政权轮替,但政局反而陷入混乱。只有政党轮替,却没有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加上种族与宗教的纷扰,因此,它只催生了新政权,但未摆脱旧国家。因而,他断言:“马来西亚步入新兴民主的行列,要从转型走到定型,路漫漫其修远兮。也不保证民主化不会中途衰败。”

对于马国团结政府,潘永强毫不讳言“新政权除了做好政治与经济治理部分,在精神与意识上如何与旧国家区隔,建立国民的自信和自豪,才是百年维新的大计。”一句话概括,就是质问新政权的“改革是不是新瓶装旧酒”?

潘永强的评论,自有他的宏观视野与洞悉力。

但他应该知道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艰难处的症结在哪里。2018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为何会落入喜来登政变的下场?尔后的团结政府上台,形成两大政治阵营,即希盟+(国阵、砂盟、沙统)与国盟(伊党、土团党、民政)。但骨子里,只有两大板块,即维护马来主权与神权治国的角力。再打散来看,还是只有两大板块,不管是希盟、土团党、巫统,谁不曾经是马来主权的维护者?以及神权治国的伊党。

剩下的,才是少数华人政党与印裔政党的卑微与仰人鼻息。

因此,怎么可能催生新政权,朝向新国家?来个百年维新?

凡半封建、半民主、半威权的国家要变革,有三大领域须彻彻底底改变,一是宪法得修改,二是经济得革新,三是社会得翻新篇。经济是重中之重,这里只挑经济这一项,就可验证迈向新国家之艰难。

“5.13”之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马国分水岭。起初是准备推行20年,但延绵50多年仍没有撤除。新经济政策的概念是“扶弱政策”,即纠正经济领域的不平衡,利益只向某一种族倾斜。政策立意是良善的,为达致经济平衡,让所有国民有相同机会致富。

但2006年,前公正党总财政卡立伊布拉欣就不客气地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马来人的毒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强化企业方面已经被一小撮土著滥用,变成某些土著精英的敛财计划。“他们可以通过承包合约、股权的占有、剥削别族来达到目的。”卡立一针见血指出:“弊端的出现,还包括在新经济政策下的违约、缺乏效率、资源被滥用,还有贪污舞弊等等。”

不只马来人抨击新经济政策,华商也一肚子怨气。马国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里,就提到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他的公司被命令重组,把30%股权转让给土著,他照做,但得到30%股权的马来人变卖了自己的股权套现,又重新要求郭再重组,割让30%给他们。郭鹤年怒了,说了以下一段话:“改变一次是政策,是为了国家和平,但再做第二次,则可称为‘抢劫’!”

马国要改革,要成为新国家的艰难,在于一边是神权治国与世俗化的角力,一边是土著特权的经济与自由经济的角力!一边是吵吵闹闹的种族不和谐噪音。所有的改革议程,恐怕只能是新瓶装旧酒啊!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