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德他目前所管理的泰国，不管是微观或是宏观经济都困难重重，因此他急需一些大型政策来建立威望，这导致陆桥的落实概率比运河更高。作为泰国300年来首位落实衔接泰国湾和安达曼海方案的政策制订者，这个工程将让他青史留名。

在2020年初，即冠病疫情肆虐全球之前，泰国下议院突然罕有地讨论了过去一直饱受争议的克拉运河计划，并最终决议要在120天内成立议会委员会探讨当中细节。尽管有关计划已经不是一项全新的项目，因为早在2015年就有消息传出，中国私企有意与泰国合作开凿运河，当时泰国政府虽然否认，后续舆论也仅流于蓝图纸上，但2020年却是该项目首度进入立法殿堂，所以引起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东南亚诸国，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切。

其实，说克拉运河在2015年后才受到注意也不全然准确，因为这项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大城王朝时期（编按：又称阿瑜陀耶王国，Ayutthaya Kingdom，1351年至1767年）。当时王朝统治者那莱王就首先提出，要在克拉地峡开凿一条运河，衔接东、西海洋的航道，但这项工程所需耗资太大，最终没有落实。大城王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拉玛王朝（编按：即现王朝），在进入最鼎盛的四世王（1851年至1868年）、五世王（1868年至1910年）时期，也有过要开凿克拉运河彰显国力的念头，不过最终觉得建铁路网较实际而选择放弃。

开凿运河可能造成区域恶性竞争

此外，外国势力如英国、法国，甚至日本，在19至20世纪间，也考虑过协助暹罗（泰国）重启克拉运河计划，但也是因为经济理由和地缘政治的转变而束之高阁。到了2004年，泰国时任首相达信再次旧事重提，不过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这项计划在之后虽然偶尔会被政治人物提起，但毕竟是历经300多年仍无法推行的项目，所以马新两国最多向曼谷表达忧虑和不满，直至2020年项目进入下议院，两国的不满与忧虑才被强化成焦虑。

这项计划一直无法落实，是因为开凿运河将耗资280亿美元（约385亿新元）左右，而且工程耗时最短七年，期间建筑原料价格的攀升，或将导致成本飙涨至380亿美元以上，这意味着落成后，船务公司将面对高昂的通闸费，但长达120公里的克拉运河，最多只能为船只节省1200公里航程，所以未必能够吸引船企放弃马六甲海峡，其投资回报率可能比想象中低。

另外，工程的地段位于克拉地峡，运河开凿后，会在地理上分离泰南。这可能为活跃于也拉、陶公府和北大年三府的伊斯兰分离势力制造机会，而与泰南一衣带水的马国在航线利益受损后，可能不会全力配合曼谷管控马泰边界的分离势力；新加坡也可能推出更多海运优惠，进而造成区域性的恶性竞争。

因此，无论是经济层面，或者是地缘政治层面，这条运河所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是缺乏保障的，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可以预知的。或许也是认识到这个现实，泰国在2020年下旬决定放弃开凿运河，但同时提出克拉陆桥构思。

陆桥的构思是在地峡两侧各建一处深海港口，再由90公里的绕行道与铁路衔接两端，这意味着船只须要在最接近的海港停靠、卸货，再经由陆路方式运到另一侧的海港，装载到另外一艘船上继续航程，这将大大降低建设成本至274亿美元，而且国际原料价格的浮动对其影响也较小。陆桥概念提出后，因为疫情与政局的不稳定而束之高阁，直至上周二（17日），泰国新任首相社德他宣布政府已着手评估这个计划，意味着有机会重启。

好处看似多　缺点未扫除

这项消息确实让马新两国寝食难安，也引起亚太区域学者的注意。除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相对较低，也因为社德他虽然刚走马上任，但基于自己是泰国大选后各党博弈再妥协的折衷首相人选，亟需立威。泰国2024年预算案已推迟到明年才能提呈，国家的经济成长已经放缓，国债也飙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以上。社德他目前所管理的泰国，不管是微观或是宏观经济都困难重重，因此他急需一些大型政策来建立威望，这导致陆桥的落实概率比运河更高。

陆桥一来可以减低成本、二来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三来可以在国际海运经济中分得一杯羹；更重要的是，社德他能够将这项计划转变为自己的政绩，作为泰国300年来首位落实衔接泰国湾和安达曼海方案的政策制订者，这个工程将让他青史留名。当然，虽然陆桥的好处看起来比运河更多，但克拉运河的原有缺点并未扫除，比如这依然会令新马两国不满，甚至进而导致亚细安分裂；而且陆桥跨越拉廊府和春蓬府，基建规模宏大，容易被泰南分离组织锁定，存有安全隐患。

另外，陆桥对中国、美国和印度在亚太的战略影响不比运河少，因为分流马六甲海峡的海运，同样会挑战美国与印度的区域利益，这将导致曼谷必须面对更麻烦的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北京很早就透过推展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这让北京注资克拉陆桥的意愿比八年前还来得低。所以陆桥计划能否落实，答案还得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曼谷在这项计划所面对的阻碍，其实与克拉运河不相上下，社德他要扫除的障碍，绝不比过去300年的先贤来得少。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

拉曼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