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王昌伟教授在《政治领袖的“不悦”与批评时政的尺度》中提到一个重要观念，即对政治的批评，只要合法合理，就不该因言获罪。确实，这是一个现代正常社会应有的重要特征。王教授也提到，重要的不是国家领袖的心量大小，而是新加坡有对听取批评的制度性保障。醉心并感动于皇帝的虚心纳谏，而非将之当成是国家的制度常态，依然是华人社会旧有的传统。
为什么要积极看待对时政的合理批评？首先，容纳不同声音是任何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民主决策固然以定期直接选举的方式来采纳选民意见，但听取少数派声音，并非只为了促进多元化和包容性，少数派的政治参与更是维护社会整体团结的重要一环。而且，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少数派中更可能存在正确的观点。民主体制因此允许多元声音来参与公共决策，集思广益，为最终方针的制定提供不同角度与解决方案，以此为政策的实施达到拾遗补缺的效果。
新加坡社会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除了国族认同，也有着各异的文化、价值观与利益所在。我有时提醒孩子，新加坡是一个特别亲资本和知识收益的国家，因此要好好读书。因为总体税率低、无遗产税、具有亲商的传统与制度保障、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再加上鼓励知识型经济，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繁荣且具竞争力的发达国家，民众的财富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但另一方面，大量引进外劳，又使得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受到不小的相对抑制。这个阶层又很难发出独立声音，因此就可能造成若干问题被忽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容纳不同声音，更有可能掌握全面情况并解决问题，也可以减少社会紧张并增加公平性。这么多年来，官方组织的无数跨阶层、族群对话会与闭门会，就是听取不同声音并坦诚磋商的有效制度之一。
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尊重个体自由意志，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又译约翰·穆勒）认为，没有个体的自由，就没有科学、法律及政治上的进步，而个体自由的核心则是言论自由。因为这会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理解多样性，也将促进个体与整个社会都获得充分发展。
然而，姑且先不作价值判断，新加坡对于言论管控比起很多民主国家确实更为严格。这不仅表现在诸多法律法规上，尤其是与内部安全、宗教和谐等相关的，虽然出发点是为了适应新加坡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但客观上却也使诸多方面的“公开讨论”变得更加谨慎。除此之外，本地媒体与政党结构上的历史遗存，以及公民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加上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对政治相对漠然的传统，都使得新加坡的异议声音相对较少。这固然使得社会更趋稳定与团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政治决策的有效言论监督。
少数声音的重要性，我觉得疫情初期的“口罩之争”就是一个案例。当时出于全球都在争抢口罩以及本地口罩供应紧张的现状，加上世界卫生组织在当时的误导性政策，新加坡政府提倡生病者才须要佩戴口罩。当时有四名勇敢的医生在联署的公开信中，提倡居民出外要时刻戴上口罩，并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我记得当时卫生部官方回应，表示相比起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更有效。但从上世纪传染病防治历史与后来的现实都表明，这四位医生发声的正确与可贵。我个人觉得如果今年6月，能够在表彰对抗疫有贡献者之时，给予他们一个特殊位置，将是对持有不同专业意见者的莫大鼓励。因为他们当时从专业知识与医者良知出发提出异议，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和混乱的国际环境不同，现在新加坡对国家建设的速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位于决策的正确与合理性。李光耀先生家长式的政治风格，也早已换成李显龙总理及新一代领导层的协商共议式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多多听取不同专业与不同阶层的发声，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是本地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