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寒冬，在中国的一个贫困乡村，一位老师在课堂上问：“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博士要来中国了。我们该怎么做？”
当时我八岁，是个好学生，我刚刚做完作业——将无处不在的政治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毛主席万岁！”抄写50遍。
于是我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回答：“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在亨利·基辛格的策划下，美国的主动接触催动了中国数十年的复杂政治变革，带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最终令8亿人民摆脱贫困，让更多的人打开了自己的眼界与思想。
这一切对我乃至成千上万年轻学生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基辛格访华五年后，中国重新开放了实际已经关闭十年的大学。凭借苦读和运气，我得以进入大学读书，后来又去了美国读博士，我去的正是基辛格先生拿到博士学位的那间学校。这对一个不久前还在抄写党的宣传口号的学童来说，是何其不可思议的变化。我在那一天学到了什么？很简单，别被政治口号蒙蔽。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或思想领袖中，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像基辛格先生这样，对一个异邦产生如此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上周他以百岁高龄去世，在美国引起的反应是两个极端，然而在通常尖刻刺耳的中国互联网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带着一种暖意的。普通人用充满感激的笔调写下自己的回忆，得到大量转发。尽管围绕他的功过是非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我相信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基辛格先生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要求逮捕基辛格先生四十年后，我发现我正惶恐地与他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对来现场观摩蒙克辩论会的2700名观众，同台的还有尼尔·弗格森和法里德·扎卡利亚。辩论的题目是：“只要下定决心，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基辛格先生是反方，我是正方。我真希望跟他在同一队。这不只因为我对那个把他关进中国监狱的建议感到愧疚，还因为我并不认同分配给我的这个立场，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会占有世界。
让我的辩论队友弗格森感到失望——但让我私下里挺满意——的是，我们输了。基辛格先生在这一命题上的权威和娴熟，加上扎卡利亚条理分明的陈述，显然让他们占据了很大优势。这场辩论让多数观众倾向于相信，21世纪并不属于中国。
基辛格先生的对华策略是在他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的毕生学习中形成的。他对大国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着内在的理解。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美国利益的绝对忠诚。
我们从基辛格先生的对华策略可以得到三个重要的教训。首先，中国不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中国似乎并没有取代今日之美国并效仿其行为所需要的全球野心、制度实力、历史传统或意识形态明确性。这也是它的地缘政治处境决定的。在多伦多的辩论会上，基辛格先生设问：看看世界地图。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这其中有几个国家可以视为中国的忠诚朋友？在应付了这些邻国后，中国还能剩下多少精力去管理全球事务？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两个邻国。
其次，谁也无法从外部改变中国。它的体量和历史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和中国合作，帮助它的领导人发动对本国的改革，但你永远无法从外部去改变它。基辛格先生反复论证了一点——包括在他的书《论中国》中——中国有缜密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除非是通过来自内部的力量，否则推动中国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就已经开始考虑与美国结盟，以便抵制苏联日益强横的野心。如果不是毛下定决心与美国合作，基辛格先生在1971年历史性的中国之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美国必须将中国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以应对包括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的妥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全球挑战。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重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生产国，在人工智能研究上居于领先地位，也是唯一有自己的载人空间站的国家。
近年，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开始反对基辛格先生的策略，尤其是第一条。美国外交政策也因此对中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这是非常不幸的。是的，中国更强大了，获得了更多国际影响力。但是北京没有参与任何国际军事冲突。据我所知，中国的中央党校没有培训过任何一位外国高官，并且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的打算。不断视中国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至少是对美国政治能量的无谓消耗。
基辛格先生是纳粹统治下的难民，对美国有着坚定不移的忠诚。他的战略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美国在冷战中胜出，接下来多年的经济繁荣就是美国在享受和平的红利。中国当然也在迅速崛起，但中国发展的好不等于美国输了。不要把美国今天面临的内部问题怪到基辛格先生的中国战略上。应该专注于解决问题本身。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在基辛格先生去世之际回顾他的中国观，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们应该是一种不错的练习。
基辛格先生对中国的认知是正确的，至今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