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这样的时候，笔者会想，假如白左意味着对诸如“为何白人学生流失率低，而有色人种学生流失率高”这样的社会议题深入思考，提出见解，甚至展开一点争论，倒还能体现出一丝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温度和思考力，而精致利己的麻木和漠然，其实比白左的天真还要可怕。
关于美国白左的讨论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不少，笔者也参与过探讨，基本上认为美国的左翼进步主义对推动社会的包容和多元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从个人意义上来说，未必真正喜欢异装、变性，也不会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第N种性别；但假如站在个体自由这一原则立场上，也必须承认，有这样倾向的人在不危害他人，也不损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利追求真实的自我，权利也应该得到保障，社会完全可以为他们留出一点宽容空间。为这份权利而奋斗和呼吁，仍是值得赞赏的行为。
事实上，笔者反而更在意美国高校这一盛产白左的环境中的另一种现象，即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专书《完美的顺从者》（Excellent Sheep）中尖锐揭示的一个问题——美国顶尖名校培养的学生，往往在激烈竞争下心情紧张，极其功利，毫无个性，随波逐流，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反省、批判和探索。此书中译本约10年前就已经引起中国读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一些反思认为这本书对中国父母盲目崇拜“藤校”教育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因为它提醒人们注意到在名校光环下，也可能大批量制造面目模糊、从众心理很强、并无多少批判思维的个体。
笔者不得不说，且不论思想倾向，假如白左能真正诉诸一些行动，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变革，至少引起人们对某一个问题的注意，仍然可以说是做出了一定的实质性贡献，这种反叛性和批判气质也多少有点可爱。但问题确实在于，美国精英高等教育恰恰在大量制造不敢反抗、不敢质疑、麻木不仁的完美顺从者。这部分人往往具有中国学者钱理群在描述中国当代大学生时所说的那种“精致利己”因子。这种形象可能和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想象不甚吻合，但确是事实。
这种现状可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状况有关。
首先，美国本科名校至今还强调录取时的高分，即使录取方法比中国更多元化，更注重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特殊个性，高分（包括高中成绩单上的绩点和入学所需的SAT/ACT）始终是重要的筛选工具。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强调，录取学生一般都在多少分以上，说明通过分数来判断学生智力和潜质，确是难以取代的方法。
由于美国高中教育相当多元，寄宿制私立高中以培养学生进入名校为主，这里的学生必须为被名校录取做大量准备；在普通公立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义务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很多科目又和高校入学考试内容无关，学校除了报名和提供场地，并不提供备考的内容协助。因此，有意申请大学，而不是进入职业培训轨道的公立高中生，也要为备考而在家，或者读付费补习班额外地“刷题”。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优质大学最终招到而且还能顺利毕业的，还是大量“做题家”。
即使进了大学，各种大小考试仍然不停，大学分数绩点因为影响奖学金和未来求职，同样被学生非常看重。在这种竞争激烈，而竞争形式又往往以分数来体现的情况下，确实很容易培养出一直在为完美成绩单而奋斗的好学生，即美国学者所称的“优秀绵羊”，或者“精致利己”主义者。
文科博士和教授极少工薪家庭孩子
除了这个中美两国高度相通的特点，美国还有一个和中国不太相同的社会背景，就是在美国文科博士和大学教授这个层面，基本上极少有工薪家庭的孩子，更不用说来自底层的子弟。
尽管美国大学本科为了平衡教育资源，有时会刻意招收平民子弟，让父母都没有大学学历的“第一代大学生”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但学费和生活费昂贵、返还学费贷款的压力、对职业生涯的向往，会使大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毕业就走向职场。至于一路不停，从不接触社会地读完本科再读完博士，直至获得大学教职的美国白人，几乎都来自中产以上家庭，或者就是教授的子女在复制父母的教学科研生涯。
然而，就笔者在中国访学的日常交往，追踪各种学术类社媒的经历来看，中国大学教授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平民甚至底层贫寒农家出身，很多人对底层生活、农民艰辛、工人下岗的历程，有极其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一些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处境，也会从社会现象和个人命运角度加以研究，其间不乏相当的情感投注。相比之下，美国一些文科学者更像是在从事某种抽离现实关注和情感投入的，专属于衣食无忧的中上层子弟的精神游戏。
当笔者读到一位美国女性人类学博士，须要拿经费去做田野，才能体会到“底层过得很不容易”这样基本上属于常识的结论时，只觉得学术界有相当不接地气的一面。在笔者身边，不只一位从来没有学校以外的任何社会经验的女教授，还住着父母专门为她们购置的房子。
这种精英家庭通过精英教育和百般宠溺培养出来的孩子，难免不是“完美的顺从者”，因为他们没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去面对和试图解答很多现实复杂问题，也拿不出有价值和有新意的方案，更不敢于去挑战现有的任何答案和权威。曾有一次，学校行政层拿出一个统计数据，说明本校的非裔和西班牙语裔学生辍学比率较高，希望讨论如何留住这部分学生。在系里的例会上，一众拥有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博士头衔的白人同事个个支支吾吾，表情漠然，最后讨论不了了之，转向下一个容易讨论的常规议程。
笔者非常明确地感觉到，当触及具有社会意义的真实问题，而不是搞晚宴，在贺卡签名，或进行某次研讨可以拿到多少补助这类事时，这些“优秀绵羊”一律失语。他们或许根本不关心非裔和西裔学生为何退学，或许没有兴趣思考如何留住这些学生。在其他时候，任何投票都是一致通过，任何问题讨论都不会有争论，因为大家都习惯于从众走过场。
在无数这样的时候，笔者会想，假如白左意味着对诸如“为何白人学生流失率低，而有色人种学生流失率高”这样的社会议题深入思考，提出见解，甚至展开一点争论，倒还能体现出一丝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温度和思考力，而精致利己的麻木和漠然，其实比白左的天真还要可怕。
精英名校没能制造变革者
正是在这种思考无能的状态下，一路名校，从未离开校门一步的美国同事，除了按部就班、机械完成学校交办的例行任务，罗列数据，无力对现有不合理的课程设置组合，须要调整的学生毕业标准、论文选题、教师工作量以及就业如何更好地和学术训练挂钩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无法提出改革方案，因而在工作总结计划中，必须大篇幅引用笔者这个“外国人”在经过调研后，对改革提出的明确而清晰的建议。有趣的是，本校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大胆构想、看见不合理就设法改变的举动，也全部来自领导层中非常春藤名校背景的人。
笔者在微观环境中的观察，似乎也符合经过调查的宏观现状：2023年财富100强企业的总裁，只有11.8%是常春藤大学本科生，9.8%拥有常春藤盟校MBA学位；2020年的统计显示，100强企业的头10名中，有八名总裁来自州立大学。
笔者当然无意贬低藤校的崇高地位，以及藤校培养了大量卓越学术大家这一事实。当然，在论文里提出新见和在现实中提出全新方案，也非同一件事。假如普通父母希望孩子真正成为大胆的创新型人才，而且能对社会和企业保持推动变革的动能，具有对未来的构想，美国精英名校事实上大批制造“完美顺从者”而不是变革者这一事实，应该引起重视。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