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来说，民主先行，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只有建立民主和法治，才有可能破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建立稳固的内需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味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污名化经济民族主义，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的亵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行，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2020年5月，中国政府为因应新冷战，正式提出内循环战略，指出今后经济发展须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为打消海内外有关中国可能走向闭关锁国的疑虑，中国领导人特地澄清，内循环不等于闭关锁国，相反，中国还将扩大对外开放。换言之，内循环不排斥外循环，两种循环并行不悖，彼此促进。
中国官方否认闭关锁国并非言不由衷。中国早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部世界——从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及制造装备，到科技专利的输入，已形成深度依赖，程度远甚于俄罗斯和朝鲜，故而很难承受与世界脱钩的代价。即使主观上想自我封闭，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
中国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是天安门事件后自主选择与西方战略共同塑造的结果。作为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型经济体，中国长期推行“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势必引起与世界的冲突，反过来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一前景是世纪之交“共谋”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中西方精英都始料不及的。
不可否认，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出口导向增长奇迹，这一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尤其明显。但全球化不是免费午餐，WTO推崇增长（growth），却不鼓励发展（development），其三大协定（TRIIMs、TRIPs、GATS）的实质是“牺牲穷国利益的富国的（技术）保护主义”——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Hugh Nolan）的评价，目的就是要以“无差别市场准入”(indiscriminate market access)的名义，阻碍后发国家赶超；剑桥大学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甚至用“反发展”（anti-developmental）来形容之。
增长与发展是不同的概念，发展既包括减贫，也包括赶超。赶超指的是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从低附加值生产向高附加值生产的结构转型。增长并不自动导致赶超，增长与发展有可能发生脱节，陷后发国家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但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成为制造强国“尚需30年”（前工信部部长苗圩）——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已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迄今依然是个外向型依附发展的半边缘国家——这与二战后东亚发展型国家（外向型自主发展）的成长路径迥异。
然而，中国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中美国”（Chimerica）结构下的依附发展，却不是和平之因，而是冲突之源。这是因为中国体量太大，其“深度全球化”给世界造成两方面严重冲击：一、规模空前的全球失衡；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别无选择”采行粗放工业化模式，必然导致国内资源过早枯竭；为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只有巨量进口海外资源。对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以及为确保资源输入而必然进行的军备扩张，令中国与西方关系趋向紧张。
中美结构性冲突是超级全球化所致
美国（及西方）融合中国战略的失策，不仅仅在于误判了中国政治走向，还在于低估了“半边缘”中国对世界资源的无限渴求。中美结构性冲突正是“反发展”的超级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所致。
这种超级全球化既不是发展的福音，也无助于民主的巩固；它是“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各国资本家的盛宴。迄今，全球化已造成几乎所有国家内部以及南北方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近年来，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抬头、西方民主劣质化，以及世界局势持续动荡，与这种过分削弱国家主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极大关联。
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反思；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反思尤其深刻。然而，全球化在中国一如既往受到热捧，官学两界对之推崇备至，几乎成为政治正确。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中国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极度热衷，在世界各国中实属罕见。这当然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自然结果，而恰恰是依附发展的表现形式——半边缘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则离得开半边缘的中国——这可从近年各国资本竞相撤出中国以及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得到证明。
对中国而言，解决发展问题（结构转型）的出路只有一个——经济再平衡，也就是变出口导向—投资驱动，为消费主导—创新驱动，亦即变依附发展为自主发展。靠“6亿人月入千元”，显然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内循环；而依靠持续压低劳动者收入，来维持出口竞争力的外循环，无论怎样加强之，也无助于经济转型，只会加剧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冲突。
再平衡的关键在于，增加中低阶层国民收入以扩大消费。但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以提升劳动技能和技术进步为前提，这须要承担最大就业责任的本土企业，进行人力资本长期投资，否则无法抵消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本土企业的存续，事关中国现代化成败，它们是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是任何负责任政府的天然责任，也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为己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质——这不能与“保护落后”划等号，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历来如此。因此，保护而不是无条件地开放国内市场，理应成为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决策者历来重视用开放倒逼改革，却有意无意回避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在此前提下，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而推行权力下放（其本质是行政分权），势必造成“经济的巴尔干化”（指市场分割），后果就是“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形成巨大的投资浪费和效率损失（如光伏和电动车）。
先进国家首先完成国内市场统一
相比之下，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首先完成国内市场的统一。如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但联邦政府规制着跨州经济活动；美国工业化的黄金时期出现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国内市场完成统一）。战后西欧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甚至超过美国，因为欧共体（欧盟前身）政治精英认识到，只有实现内部市场高度统一，欧洲企业才有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否则，根本无法与美国企业相抗衡。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只有受到保护才有意义，撤除保护的唯一前提，就是本国产业成长壮大到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F. Bensel）在其名著《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中，归纳了美国工业化成功三条经验：金本位、关税保护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可见，保护本国市场与促进市场统一是相辅相成的。
国际经验表明：所有后起现代化强国（以美德日为代表），在经济起飞阶段均推行了“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简称ITT）。中国没有理由可以成为例外！
现代化理论指出，发展离不开强国家（strong state）。强国家不但有责任推动国内大市场建设，更有责任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产业自主振兴。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顽疾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在行政分权体制下授权地方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只会破坏全国市场的统一。从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可知，强国家的关键在于“强中央”，即由中央政府的专门机构（类似日本通产省）统一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
综上所言，以自主发展为导向的内循环，必然要求加强国家经济主权。在当前官方语境下，更多的外循环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用大而虚的语言，把“开放”抽象化、神圣化，却从不讲清楚“开放”的真实内涵（如世贸规则对中国发展的利弊）。这只会搞乱人们（包括执政者在内）的头脑，却无助于塑造有利于中国富强的改革和发展共识。
扩大外循环，其实就是放弃有利于自主发展的经济主权，这与中国官方一再宣传的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三大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南辕北辙。比如，美国通过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2020年1月），实现了80%的政策目标（除补贴问题外）。《协议》严禁强制技术转让，设置了约束力很强的“争端解决机制”，并规定（1.5款）知识产权争议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贸易战旨在打掉“中国制造2025”
这几项旨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条款，均突破了现行世贸规则——“强制技术转让”迄今为止，都是TRIMs协议允许成员国合法保有的经济主权；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由被控方自证清白）的规定，则公然践踏了国际司法界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陷中国企业于极大被动。美国藐视多边原则，通过双边谈判（实质是单边施压）解决经贸争端的做法，连世贸组织都提出了抗议。但欧美日正是以中国牺牲若干重大“发展利益”为情由，从2017年12月起，向世贸组织提出“三边改革建议”（Trilateral Reform Proposal），试图把“严禁强制技术转让”和“举证责任倒置”修改进WTO规则体系中，强加给第三世界。
美国2018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主要目的不在于纠正贸易不平衡，而是打掉“中国制造2025”。这是在中美国力差距迅速缩小的背景下，美国现实主义“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本能反应，美国对此并不讳言。新冷战则带有双重目的：遏制中国及觊觎中国大市场。脱钩是手段而非终极目标。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智库学者白邦瑞鲜明指出：（特朗普）就是希望整个中国的开放政策“上海自贸区化”（对美国无条件开放）；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甚至提出，必要时可以考虑把中国赶出WTO，以迫使中国重回改革开放。
美国心目中的“中国重回改革开放”究竟是何图景？
2023年4月，美国著名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美国已为中国“规定好了经济求和的条件”（America has dictated its economic peace terms to China），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彻底的买办化。美国的信心其源有自。有美国著名学者援引中国某位前任经济领导人安抚高级干部的内部讲话，称大陆政府不担心重蹈苏共垮台的覆辙，因为“我们有摩根·斯坦利和华尔街的支持”。
前不久有报道称，中国驻某大国使节规劝驻在国不要“闭关锁国”，并介绍中国的成功经验——“要发展必须开放”。这一说法与2019年中国某副部级官员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西方国家搞“政治改革”（被舆论嘲讽为“最滑稽的一刻”），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作为职业外交官，只要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若干概念，如“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稍有了解，就不会作此番令人捧腹的高论。事实上，恰恰是该驻在国以中国开放不足为由，借平衡市场准入之名义，迫使中国单方面做出开放市场的重大让步，事实剥夺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
内外循环并举 恐将事与愿违
执迷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不啻于自取失败。然而，尽管“深度全球化”造成了中国依附发展，但视“更深度”全球化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纾困之道，似已成为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普遍共识。
笔者曾在此前文章中谈到：无论闭关锁国，还是依附发展，均非国家富强之道。中国官方提出内循环，绝非出于自愿，而是情势使然，动机与闭关锁国无关。但无视国家半边缘发展的现实，而强调内外循环并举，恐将事与愿违，因为二者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是相互抵消，无法兼容的——这在学理和经验上均有充分依据；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内循环究竟是要走向自主发展，还是延续依附发展？
实现经济再平衡，是中国走向自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自主发展离不开强国家，强国家不是专制的代名词，当今工业民主国家无一不是强国家。美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不遗余力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尤其值得中国学习。
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来说，民主先行，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只有建立民主和法治，才有可能破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建立稳固的内需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味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污名化经济民族主义，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的亵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行，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简言之，破除全球化迷思，以美为师，自主发展，似应成为领导着“半边缘国家”的中国决策者考虑国家未来的当务之急。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