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高级母语选修条件，标志着母语政策上一次重要的思维转变。对于关心本地母语水平每况愈下的文教群体，总理上周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的这项宣布，相信犹如久旱逢甘露。总理在上任后首个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说中，重点谈到这项调整，既说明决策者意识到正视母语能力缺失问题的必要和重要，也给华族乃至各族群释放重要的信号：是弥补过去语文政策上的不足也好，是培养更多精通母语的人才也罢，新加坡做为多元文化社会，不仅不会任由母语和文化传承被淘汰，还要投入心力为有能力、有热忱的学子，提供让他们进一步提升能力的土壤。
多一个能选修高级母语的学生，意味着多一个能及早接受到更精深语文教育的苗子。在个人层面，这为学生创造和拓展更多机会，接触母语的生态系统，并确保学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锻炼和提升语文能力。对社会而言，这也为保住母语沟通和语言文化传承创造空间。这在长时间以英语为主、母语能力迅速流失的环境里难能可贵。
因为整体成绩不达标，就不允许学生选修高级母语，这是时代的产物。追求经济发展，变相加重对英文和数理科目的侧重，母语的重要性相比降低。学生如果其他科目成绩不理想，就得牺牲选修高级母语，腾出时间精力在其他科目。但背后的逻辑未必成立，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各有不同，即使把更多时间花在母语以外的科目，也未必意味总体成绩就会进步，到头来可能两头不着岸。如今官方解除这个枷锁，反映有教无类、保底不封顶的更开明思维。
多年来，以英语为重、把母语当做另一个单一科目的观念，助长不以母语为常、不以母语为重、不以母语为豪的大环境。吴俊刚先生今年1月在专栏中，转述友人五岁孙女的一句“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讲华语！”想必是成长环境所灌输。每每想起还是心头一震，鼻头一酸。
再看身边一些父母都来自讲母语的年轻家庭，他们跟自己的孩子却用英语沟通。相信他们或许也试过用母语沟通，但由于孩子在学校太习惯用英语，回到家里继续用英语，家长不得不跟着“转换频道”。
也有不少青年朋友，因为平日母语用得少，对语言的接触停留在课堂所学，因而在日常对话语境出现发音虽接近标准，语速语调却相对迟缓单一且多带停顿的情况，有时也词不达意。
这些现象都指向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无论对母语教育的扶持力度多大，英语作为共同语言的现实，社会整体还是会强调英语的重要。因此，若要确保母语的有机存在，就必须更有意识，加倍努力呵护使用母语的空间。
放宽高级母语选修条件，是可以培养更多“精华”，但如果社会普遍缺乏对母语的欣赏和爱护，“精华”在“精英”社会里恐怕曲高和寡。若要更有机地培养“精华”，还得有意识地在日常语境里多用母语，提升母语“能见度”。如果说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强调的是对政策和国民心态的“再启动”，我们也应以此为契机，思考母语与我们的关系。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