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的民主政体缺少的正是好的政治，因此备受过度的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短期主义的困扰。民主是可贵的，但若民主政治产生不了好政治和好政府，一切都是枉然。
8月28日，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芳达在新加坡经济学会常年晚宴上发表的演说中，谈到时隔35年的两场研讨会。前者于1989年在华盛顿召开，结果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者则是在今年5月在德国柏林召开，其后发表《柏林宣言》。
出席这两次研讨会的都是经政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课题所达致的结论，前后却大相径庭。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的华盛顿研讨会，出席代表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和拉美国家，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拯救当时面对严重财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药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以及取消政府对企业的诸多管制等。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主导解决问题。
5月的柏林研讨会，由一个名为Forum New Economy的机构主办，与会者主要讨论的课题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如今对政府为民解困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都失去信心，并因而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后发出的宣言认为，根源在于民众普遍感到生活无助，无力应对全球化、技术革新、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全球通胀等问题所带来的冲击震撼。与此同时，各国几十年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对全球化的疏于管控，也导致政府失去有效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简单地说，这相当于否定了主要靠市场解决问题的“华盛顿共识”。
在苏联瓦解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出现历史终结的理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央计划经济行不通已经成了世界共识。反之，市场是神圣的，也几乎是万能的。但如今我们知道，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走向极端都是不行的。
徐芳达指出，事实证明“滴涓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已经失败。这是源自美国的经济理论，以为只要给富人和企业减税，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就能惠及所有人，这是里根时代实行的经济政策，因此也称“里根经济学”。一切靠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此所谓经济不是问题，政府才是问题。不用说，这是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算盘，结果是贫富悬殊扩大，社会分化。这不单是美国，也是西方社会都面对的问题。传统上轮流执政的主流政党都束手无策，这才是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
一味私营化的“华盛顿共识”药方，迷信市场，放任市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是一剂毒药。拉美国家并没有因为服药而病愈，反而是越吃越糟，也因此丧失许多国家资源，肥了西方的各个财团。美英等国本身也因为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陷入经济窘境。私营化其实最终只是益了资本和富人，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仅占社会1%的少数人手中。放任的市场并没有带来“下渗”的好处。自由市场失序，小政府无力管控。当放任市场发展到极致，各种社会矛盾即相继呈露。
政府是任何一个国家治理上的必要，认为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就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那是妄想。市场有无法取代的功能，但绝非万能。政府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尤其是在市场运作失灵或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如恶性竞争、垄断或卡特尔（cartel）的形成。新加坡的经验也证明，一些重要的公共服务如基础建设、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都必须有政府的审慎规划、管控和投入，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自由市场的主要功能是竞争，但竞争未必会带来预期效果，这时候政府就得出手干预。在美国，不少大集团财雄势大，有能力影响政策，左右政客，使必要的改革几乎无法进行。比如减排和绿化，遇上庞大的石油工业这一拦路虎，马上就寸步难行。
以现在于世界各地开始热销的电动汽车来说，在美国的销路却是反常的滞缓。表面原因是基础设施不足，如充电桩还不普遍，但主要阻力其实是来自石油工业。拜登政府两年前就宣布一项75亿美元（约98亿新元）的计划，要在2050年时在全国设置50万个充电桩。但根据报道，截至今年5月，才建成八个联邦充电桩。不能讲明的是，各州有各州的盘算，尤其是那些产油大州，哪有热情推广充电桩。由此，我们多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拼命设法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说穿了，石油工业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肯定是要坚决反对电动汽车的。当然，它们也必然要反对其他的新能源。由此可知，为什么美国在减排绿化方面说得很多而做得很少。口惠而实不至，如何能取信于民？
这让人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简单翻译：子贡问起国家治理的问题。孔子说：“确保丰衣足食、军事强大、人民信任。”子贡说：“如果不能同时做到，以上三项中哪项可以去掉？“军事。”如果还不行，剩下二项中哪项可以去掉？“衣食。自古皆有死，缺少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望了。”
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法取信于民，即使开了会作了研讨发了宣言，结果又能怎样呢？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政府执政能力有限，政治把戏玩完了，百姓也看腻了，因此感到沮丧和无望，并转而向民粹主义寻求救赎，于是有了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流的出现。民粹主义政客懂得利用民众对体制不满的情绪乘势而起，但并没有全盘的治国方略，说实在也没那种能力，因此也无法超脱即成体制的窠臼，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
徐芳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好的经济必须有好的政治才能实现预期的成效。今天西方的民主政体缺少的正是好的政治，因此备受过度的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短期主义的困扰。政党恶斗进一步分化选民和撕裂社会，传统中间政党无法再发挥作用，政治失去主流力量，自然四分五裂。因此，好些地方大选后长时间都无法组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梦想休矣，民众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信任也休矣。
新加坡向来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莫说别的，单是多元种族的人口结构一项，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行的。今天西方民主政体面对的尖锐社会矛盾之一，正是种族矛盾。比如在英国，一个假消息就足以撩起一场暴动，传统单元社会的稳定性已经没了。民主是可贵的，但若民主政治产生不了好政治和好政府，一切都是枉然。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并不必然会产生好政府。今天的西方国家几乎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没有好政府和好政治，因此，失去人民的信任并不奇怪。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