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治下的和平”现在似乎正在削弱，这一趋势招致许多关于美利坚“帝国”即将“衰落”的猜测。要避免自身的下行和衰落，美国仍有许多东西须要学习。也许最重要的一课是，即使是霸主也须要有分寸地行事。
去年，社交媒体上曾掀起一股热潮，女性询问男性他们每隔多久会想起罗马帝国，而答案似乎是“常常”：许多男性声称，这个古老帝国每周甚至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脑际。
这对于知名播客“罗马史”的主持人迈克·邓肯（Mike Duncan）来说，没什么好惊讶的；而写过多本相关畅销书的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可能也是如此。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当然也了解大众对罗马的痴迷。她对古罗马的研究，加上她朴实无华的风格和不断散发的魅力，使她被一位观察家称之为“（英国）国宝级人物，也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最知名古典学家”。
究竟是什么让罗马能如此引发现代观众的共鸣呢？正如比尔德所解释的，罗马共和国构成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此外，罗马的历史似乎是多方面的，元素可以被拆分、重新排列和解读，以适应任何叙事或信仰。
罗马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灵感源泉。美国那些“国父”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被注入罗马的理想，而这个合众国则被视为共和式自由体制的新标杆承载者。不过，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墨索里尼，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将自己描绘成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罗马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屈服于民众的沮丧情绪、政治规范被践踏，以及对“强人”领袖的普遍渴望后，沦为专制国家的故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诋毁者经常将他比作凯撒大帝，批判他蛊惑人心、不顾一切追求权力，以及肆意违犯规则和规范的做法。但他那些极右翼追随者也经常做出同样的类比，试图将他描绘成某个伟大的帝国征服者。
特朗普的追随者还（错误地）认为，是移民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极右势力认为古罗马为“白人文化”奠定基础。这也有助于解释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家丹—埃尔·帕迪利亚·佩拉尔塔（Dan-el Padilla Peralta）为何觉得自己研究的学科，与白人帝国主义者的思维密不可分。
比尔德挑战这种白人神话，她在2016年出版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一书中论述说，罗马帝国的故事必然是种族多元化的，是“有色人种的历史”。事实上，该书以卡拉卡拉皇帝授予帝国所有臣民公民权作为结尾。旧罗马贵族失去自身特权的原因，正是他们从未分享过这些特权。
同样，罗马的故事也成了父权制梦想家的乐园。罗马或许也有女英雄，但她们通常是皇帝的母亲和配偶。归根结底，罗马在根本上是一个禁卫军社会，崇尚英勇、荣誉和阳刚之气，也就是“美德”（拉丁语：virtus）。与此同时，双方自愿的同性恋性行为是合法的，因此古罗马可以被视为同性恋权利的早期合法性来源。
罗马故事对以色列人的含义
对以色列人来说，罗马则完全是另一种含义：罗马帝国的故事唤起被驱逐的经历，同时也凸显不切实际的想法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以公元132年西门·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khba）领导的反罗马帝国起义为例，在这场犹太人与罗马人战争的最后一次升级中，前者遭遇惨败，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出犹太行省（Judea），而哈德良皇帝则将此地永久更名为“巴勒斯坦”。
已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耶霍沙法特·哈尔卡比（Yehoshafat Harkabi）将军，在其开创性著作《巴尔·科赫巴综合症：国际关系的风险和现实主义》中写到，巴尔·科赫巴“不负责任的民族自杀行为”，向犹太人灌输“不对后果负责的反抗和英雄主义崇拜”。所幸现代以色列国的缔造者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有着不同的思想：绝不在没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反抗某个超级大国或者发动战争。可叹的是，在（被再次更名为犹太和撒马利亚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弥赛亚狂热分子，却一心想要重蹈巴尔·科赫巴自杀式愚行的覆辙。
罗马也经常被引用来描述美国霸权。“罗马治下的和平”（ Pax Romana）这种由强大帝国支撑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为二战后出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提供一种模式。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之间为“共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最终为罗马夺取控制权提供道德基础一样，欧洲无休止的战争最终促使美国充当安全和秩序的外部保障者。这么看来，和平往往无法与充分的政治自由相容。
然而，“美国治下的和平”现在似乎正在削弱，这一趋势招致许多关于美利坚“帝国”即将“衰落”的猜测。18世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孟德斯鸠等人写下的关于罗马帝国命运的文章，为这类猜测奠定基础。然而，要避免自身的下行和衰落，美国仍有许多东西须要学习。
也许最重要的一课是，即使是霸主也须要有分寸地行事。罗马遭受吉本所说的“因过度强大而产生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也同样缺乏适当的谦逊，尤其是在冷战后毫无敌手的霸权年代。美国应该小心谨慎，以确保不会因狂妄傲慢而垮台。
虽然历史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和未来，但它们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即使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现任霸权（如美国）与崛起中的大国（如中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不应被视为历史的铁律，哪怕只是因为现代战争的代价实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这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与全盛时期的罗马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罗马人期望在未来重现过去的辉煌，而对进步和复兴的信念，则是启蒙运动后西方世界观的基石。只要秉承着这种信念，我们就还可以吸取历史教训，并有望避免重蹈先辈犯下的那些最严重错误。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
英文原题：Why Rome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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