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疏导机制，一是过于严苛的言论管制，常常会将一些人的社会焦虑症，当作反社会反政府言论处理。中国政府将“四无五失”当作重点关照对象，但这种关照是监控性的，不是提供心理疏导。二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严重滞后。
11月11日开始，在中国广东珠海、江苏无锡及湖南常德接连发生三起无差别杀人事件，三起事件都造成严重死伤，这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恐慌，也成了国际媒体报道的重大新闻。中国国内称为“献忠事件”，借明末农民战争中树“七杀碑”以泄恨的屠人魔王张献忠，说明这种无差别杀人案件之恶。然而，对这三起杀人事件的评论，无论中外，都不比10余年前屠童案高发的2010年有所长进，仍然是“不满社会现状报复性杀人”的中国视角。
杀人者动机被评论淡化
三起事件不排除模仿效应，三场惨案发生地分处南方三省，但互联网让这类消息迅速传播，引发模仿，都是随机杀人。据现有公开信息，珠海樊姓男子是因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无锡这名嫌疑人因没有拿到毕业证，兼之对实习报酬不满，而持刀伤人；常德那名无官方说明，但平台消息指可能与其子遭遇校园霸凌有关，有人指疑犯9岁儿子被同学打致睾丸破裂，但校方冷处理。
导致世界关注这个问题，应该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这几年据说中国治安大大改善，这点得益于监控系统的严密与广泛。不少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对比旧金山与纽约的治安状态，都赞扬中国社会治安相对好多了。因此，不少评论都是从这点切入，认为这突显社会治理模式的缺陷，让高调标榜本国治安良好的中国政府陷入尴尬；二是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导致人们生活困难，压力过大所致。第一个因素成立，第二个因素有点牵强。
事件发生后，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排查所谓“四无五失人员”和“三低三少”群体。“四无”即“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这三名犯罪者两名有车，一名在校读书，导致他们采取极端杀人的直接原因，只能算是“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放眼世界，恐怕没有国家能够说本国没有这种人群。更何况，经历过号称中国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胡温时期的人，应该有人还会记得当时出现不少这类事件。本文以2010年四起连续发生的屠童案为例，分析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缺失究竟在何处。
新版本，旧故事
真正值得探讨的，并非中国经常出现这种无差别杀人泄愤的犯罪者——这种人在美国、欧洲也经常出现。仅以谋杀率而言，中国官方公布的谋杀率为每10万人0.46起，美国为5.7起。
我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这种无定向暴力杀人案件的前因与后续应对。以2010年福建南平“3·23”特大恶性杀人案为例，该案共造成八死五伤，受害者皆为小学生，凶手郑民生作案动机为工作矛盾与感情失败。当时网上舆论一致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不公，导致底层社会成员陷入生活绝境，迫使这些失败者采取极端的社会报复行为。网上曾流传一张图片，某所小学门口有家长拉出横幅标语：“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右转是政府”，意在劝告那些试图通过屠童发泄怨愤之人，不要将屠刀挥向无辜的儿童，有什么冤情，拿出勇气去找政府讨说法。但后续发生的事情，让“社会不公导致社会报复”的说法难结善果。
2010年4月28日是福建南平屠童案凶手郑民生伏法之日，从那天开始的三天内，广东雷州市、江苏泰兴与山东潍坊连续发生三起屠童案，尽管中外都为之震憾，但媒体却失去南平血案后那种相对宽松的采访空间，各报发布的内容基本上源自新华社消息。政府公布疑犯情况时也非常谨慎。广东省雷州血案凶手陈康炳，已被当地政府宣布“患有严重精神衰弱且正处于病休期”；山东潍坊与江苏泰兴两案，官方除了提供短短的消息之外，各媒体几乎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评论文章的口风也发生重大转变，一篇署名“曹林”的文章几乎被所有网站转贴，其主要观点是：要终结校园血案，首先要击碎“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
自那之后，精神病患说成了主流。官方也给出依据：2010年5月30日，堪称中国政治动向风向标的《瞭望》新闻周刊发布一条惊人消息：“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项“研究”发布非常及时，一是在连续发生四起屠童血案之后，二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刚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不用说，这个报告让海外联想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政治异议者被普遍当作精神病收治的红色恐怖，批评之声四起。
中国最缺情感疏导渠道
现在回过头看，胡温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好的黄金十年，与习近平时期相比，政治上也算相对宽松。如今过了10多年，对这类无差别杀人案件的发生，无论是政府的防范机制还是中外评论，都没有多大进步。其实，将这类残忍的杀人事件归之为不满社会、报复性杀人是最容易的事情，但要防范减少才是正道。
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对待国民的精神健康问题。美国精神类疾病涵盖面极广，因婚姻、孩子、社交关系紧张、失业、包括大选己方支持的候选人败选，都会引发各种焦虑症与情绪失调，所有这些，都会被归结于心理健康。
但美国不缺情感疏导管道，有焦虑症的人，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泄郁闷，还有大量心理医生以备咨询。警察、联邦调查局等执法部门与学校，都有专门的心理医生，一旦发现部门内员工与教职员工及学生有焦虑症，就会建议甚至强制去看心理医生。一句话，美国人尽管也会经常发生各种暴力事件，例如校园枪击案、街头杀人案，但总的来说，疏导情绪会降低不少人的暴力冲动。
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疏导机制，一是过于严苛的言论管制，常常会将一些人的社会焦虑症，当作反社会反政府言论处理。尽管从2010年以后，中国政府将“四无五失”当作重点关照对象，但这种关照是监控性的，不是提供心理疏导。可想而知，被街道居委会重点关照监控的对象，在感到自己成为社会另类时，抗拒心理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
二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严重滞后。远的不说，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为例，全文19处提到“心理”，鼓励中国发展心理咨询业；同年4月，中国各地三甲医院相继开设心理咨询科室并纳入医保范围，这一年中国心理咨询业市场规模，终于达到562.9亿元人民币（约104亿新元）。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心理咨询业严重落后，心理治疗师数量严重短缺。据媒体报道，中国精神科执业医师只有不足4万人，医疗系统中通过卫健委心理治疗师考试者不足1万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不足5000人。
以奥地利为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与居民人口比例约为1比5000；同比换算，中国需要约93万心理师，行业供需缺口巨大。
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再分配于部分人往往具有颠覆性，心理焦虑特别严重。与基层组织对“四无五失”进行管控相比，放松言论管制，让社会成员有情绪疏导管道；加大政府投入，为一些社会焦虑严重的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心理咨询，应该能够减少这种因一时愤怒而迷失心智的无差别恶性杀人案件。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