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随即触发以哈十几年来最血腥的一场冲突。国际社会未能扼制战火，加沙地带的在地援助工作也阻碍重重，举步维艰。如今，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月，久经战乱的加沙依然走不出人道主义困境，和平与安宁不知何时才能到来。
“一个男人抱着自己的母亲，孩子般地对她呼唤：‘回来吧，求求您。回到孩子的身边，我会带您去任何您想去的地方。’他抱紧母亲，不肯撒手，但已没有时间哀悼，更多的死亡接踵而来。”
在10月26日的联合国大会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统阿巴斯哽咽地叙述了加沙地带居民的遭遇。如今，又再过了半个月，饱受炮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万人死亡，150万人失去家园。
失去生命的还包括88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简称UNRWA）的工作人员，相信是人为战祸造成最多援助工作者丧生的一次。
本轮以哈冲突甫一爆发便迅速升级，一个多月来，联合国和国际各界多次敦促冲突双方达成人道主义停火或暂停，为保障平民生命安全创造条件。然而，加沙的炮火迟迟不能在日渐高涨的人道呼声中停息。
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关切，很难彻底避免冲突。永远不打仗固然不大现实，而这恰恰突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角色之关键。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讽刺的是，安理会自以哈冲突爆发至今已召开了七次会议，仍未能通过任何决议。15个理事国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就冲突达成一致立场，未能对冲突方做出具有制约力的停火指示，进而促成人道救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纽约办事处主任莫希贝尔（Craig Mokhiber）因不满联合国未能阻止“以色列轰炸下加沙巴勒斯坦平民遭受的种族灭绝”，愤而辞职。他在10月28日递呈的辞职信中直斥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是这起可怕袭击的同谋”。
有193国代表的联合国大会于10月27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这项决议不被以色列接受而无法起到实质作用，这瞬间将安理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置于镁光灯下。安理会理事规模之小、五个常任理事国权力之大一直备受诟病，但1990年代至今，改革进展甚微，一直未有实质突破。
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中心主任张贵洪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安理会改革的阻力主要在于会员国难以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印度、巴西、德国及日本组成的“四国集团”与意大利、巴基斯坦、韩国和墨西哥等组成的“团结谋共识”联盟之间。前者要增常，后者反对增常，立场根本对立。
他认为，安理会未来比较可能达成的改革事项，包括增加较长任期，例如五至10年，且可连任的“长任理事国”、限制否决权的行使，以及将和平与安全权力适当转移到联合国大会。
不过，张贵洪说：“难民问题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只要有冲突存在，就会有难民问题。”安理会的改革不能实际消除难民这个难题。
他指出，要解决加沙难民问题，就要先实现停火，国际社会按联合国框架对加沙进行特别治理，并落实两国方案，促成巴勒斯坦建国，最终实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和解。
若有新一波难民谁来管？
本轮冲突一开始，欧洲国家就担心有新一波中东难民涌入，态度与当初接纳乌克兰难民大有不同。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前不久的欧盟峰会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警告：以色列和埃及的不稳定，会立刻促使人们逃往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也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民族分歧警惕道：不要在欧盟内部输入悲惨的冲突。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欧洲接收大量中东难民。多国政府近年正发愁难民相关社会问题，加之国内通货膨胀和生活费压力，俨然有些自顾不暇。
虽然面对以色列的全面封锁和埃及不愿放行，加沙人当下大举出逃的可能性不高，战后局势会否改变也有待观察，但欧洲社会的反移民声浪愈发强势，政府的立场也随之强硬起来，似乎不愿再为可能的中东难民潮敞开国门。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教授对《联合早报》说，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新一轮以哈冲突造成的难民，将是能够获得联合国承认的战争难民。如果他们涌向欧洲，无论欧洲国家是否愿意，都有接收和安置难民的法律及道德义务，且不得强制驱逐或遣返难民。
闫瑾说，较为富裕、福利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瑞典等，会是难民的首选目的地，它们的难民政策也相对友好。同时，世界各国在支援和保护难民、分摊难民事务开支以及消除和减少制造难民的根源等方面，也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
联合国数据显示，接纳难民最多的其实并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全球南方”为帮助难民的付出不容忽视。
中国是“全球南方”中的大国，刚于11月接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能否在难民问题上推动改革，受到关注。
张贵洪强调，难民问题是冲突的结果，要根治难民问题，就要消除冲突。中国除了对难民署等援助组织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与其他大国一起，努力为中东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救援物资杯水车薪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色列星期四（11月9日）终于同意每天“暂停”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四小时，让平民撤离和输送援助物资。这无疑为人道救援工作提供喘息空间，但面对过去一个多月炮火的破坏，加沙的人道危机依然严峻。
冲突爆发两周后，加沙南部的拉法口岸才首次开放，让在埃及一侧堵了几天的20辆物资卡车进入加沙。冲突前，拉法口岸每天有500辆卡车通行。路透社报道称，截至11月1日，每天只有14辆卡车经拉法口岸进入加沙。
这种补给力度对加沙来说是杯水车薪，因食物等资源短缺，加沙飞地内还发生救济品抢掠事件。红十字会的仓库也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使用，药品分发也越来越困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估计，每天100辆卡车的物资才能满足加沙的基本人道需求。
张贵洪对《联合早报》说，援助组织可以减少和减轻冲突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起着重要作用，但援助组织的“工作性质决定其总是被动的”。援助组织对冲突的缓和与解决无能为力，更无法消除冲突的根源。
他指出，国际社会能做的，是为援助组织的人道行动提供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从而缓解冲突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痛。
拉法口岸为何如此难开？
作为加沙人“生命线”的拉法口岸，在这次冲突中，为人道努力提供的便利有限。
加沙地带南部与埃及交界处的拉法口岸，是加沙唯一不直接通往以色列的口岸。拉法口岸安检程序冗杂，加上加沙道路遍布瓦砾，危险难行，所以人道组织在地援助工作一直难以有效开展。
拉法口岸难开，是几十年历史纠葛的产物。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后于1982年撤出西奈半岛。当时，加沙仍由埃及政府控制，但长期被以色列定居者占领。
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次年，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于2007年取得加沙的控制权。
以色列不承认哈马斯合法性，2007年对加沙实施封锁，埃及也基本关闭与加沙的边境口岸。严格的封锁还催生了加沙和埃及之间蓬勃的地下走私活动。
以色列虽不直接控制拉法口岸，但以政府通过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凯里姆沙洛姆军事基地，密切监控加沙南部的所有活动，包括拉法口岸的所有进出。
拉法口岸和世界其他跨境口岸不同，它“选择性开放”，而且须埃及、哈马斯和以色列三方点头；即使开放，人们也不能驾车自由通过。联合国称，整个2022年，拉法口岸只开放245天；今年仅开放138天。
这次以哈开战后，以色列称怕物资落入哈马斯之手，不肯放松拉法口岸。经美国斡旋，以色列后来才与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允许有限开放拉法口岸。不过，援助组织官员说，口岸以往主要用作民用过境，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援助行动的条件。
根据协议，援助卡车要先驶过拉法的埃及关卡，再开到40多公里外的埃及—以色列过境点检查，送完物资后空车回到埃及，用另一批车重新装物资，运往加沙。这显著耽误物资送抵的效率。
躲进避难所 躲不开炮弹
救援物资难进，伤者和外国人也难逃。大批平民唯有涌到联合国组织设立的难民营和避难所，挤爆已经高度拥挤的设施。
11月1日起，受困加沙的外国护照持有者和双国籍人士获准逐批离境，但撤离进度缓慢，至今只有几百人成功通关。除了少数重伤者，加沙人则一律被拒出境。埃及担心加沙人口会因此永被驱逐，二是埃及本身已无力接纳难民，担心这会加重财政负担，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定。
UNRWA在加沙的149个避难所，如今已超量接纳逾71万人，早就不堪重负。加沙地带原有的难民营情况同样堪忧。
加沙地带有八个难民营，分布在北部、中部和南部。难民营最初建于1948年，用来安置战争期间逃离或被迫流离失所的70多万巴勒斯坦人。联合国称，加沙地带有170万登记在册的难民，占飞地内总人口的八成。
1949年，联合国成立UNRWA，帮助加沙等地流亡的难民，并给难民分组、派发帐篷，同时开设学校，也提供医疗服务。当时的埃及政府负责难民营的管理。
几十年战乱过去，原为临时避难所的难民营已演变成超拥挤的水泥建筑群，是全球最密集的城市环境之一。
其中，贾巴利亚难民营有超过11万人登记居住，但占地面积只有1.4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8万2800多人，约为新加坡的10倍。
难民营虽然同加沙其他地方一样，拥有电力和管道等市政服务，但并未得到城市化发展，因而加剧了过度拥挤和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许多建筑结构不健全，卫生条件也差。
以军开始空袭行动后，曾催促加沙平民撤离到加沙干河以南，许多人只得躲到难民营和临时避难所。可是以军指责哈马斯匿藏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轰炸多个难民营，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显然即便逃到南部，躲进联合国的避难所，也还是躲不开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