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开封包公像“申冤”的背后

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古代女子在衙门前含泪鸣冤的场面,在今天的河南开封真实再现。

河南开封市一女子日前跪在开封府大堂前嚎啕大哭,相关视频上周冲上了微博热搜。

视频显示,女子跪在开封府大堂前,双手抓扶着护栏,嚎啕大哭,引得不少网民心酸:“这得有多少冤屈啊!”

据中国媒体引述景区工作人员说,该女子不是演员,而是一名烧香拜佛的香客。她之所以哭泣不止,只是因为在看到包公大殿时感动至深,触景生情。

有网民随即反问“在包公面前能触什么景,生什么情?”还有网民直言:“她若没有窦娥冤,怎会扶栏哭青天。世上若有包青天,万口铡刀忙不闲。”

在上述视频发酵后,一个微博名为“司法腐败斗士abc”的网民发文称自己就是视频中的主角,因为被辽宁昌图法院坑害得家庭支离破碎,决定把冤屈一吐为快。

该女子提到,她在昌图法院打赢了官司,在执行环节却被法院执行局弄虚作假,不仅放跑已经查封的财产,还让执行人把冻结的财产私自处理。

她说,自己是前几天去开封表姐家散心,游玩中触景生情,想到了包公的公平公正,无法控制自己,才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尽管该女子身份的真实性至今未被核实,相关文章也已被删除,但她的举动却引发了不少网民效仿。

另一段网传视频显示,一些网民上周涌到开封包公像前集体“申冤”。他们有的跪在包公像前磕头,有的泣不成声。其中有女子举着写有河南省洛阳市一涉黑案嫌疑人同名的“李伟平冤”的牌子,格外显眼。

视频显示,网民上周涌到开封包公像前集体“申冤”,其中一名女子举着“李伟平冤”的牌子。(互联网)

包公像成了当地民众的“哭墙”后,有人担心,如此哭下去会影响景区形象,包公像可能会被搬走。

有网民上周六(16日)就爆料:“包公祠不让进了,白来一趟。没有提前通知......怀疑是受哭包公的事情影响”,此消息一出,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不过,关闭的其实不是视频中的开封包公祠。开封文旅局人士上星期日(17日)回复媒体询问时说,网上说的是谣传,开封府和包公祠都正常开放,闭园的是合肥包公园。

网传包公祠关闭,引发舆论哗然。(互联网)

该人士还澄清说,女子哭的地方并不在包公祠,而是在开封府景区。

为什么找包公申冤?

出生于合肥的包拯是北宋一名官员,官至二品,以清廉公正闻名,被后世称誉为“包青天”,代表着正直和正义,是古代中国清官的典型代表。

包拯在坐镇开封府期间,由于不畏权贵,明察秋毫、铁面无私,敢于惩治不法行为,对蛮横官吏毫不手软,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因此受到世人敬仰,被誉为“中国司法之神”。

包拯是北宋一名官员,以清廉公正闻名。图为台湾演员金超群扮演的包青天。(互联网)

然而,包公形象虽然正面,但他和中国封建时代的其他清官一样,终究是活在“法治”缺席、以维护皇权为核心的“人治”的时代,人们才不得不把公平的希望寄予在个体化的“青天大人”身上。因此有网民指出,求助青天大老爷本质是“人治”,“下跪包青天是永远站不起来的”。

中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对此回应说,跪包公,那是相信公正的在天之灵尚存;跪贪官,那是对公平不再存在的无奈;呼吁什么都不跪的朋友,那是对走投无路的处境没有感同身受。

在女子开封府大堂前嚎啕大哭后,有网民反映“包公”成了敏感词,于建嵘说,自古至今,包公都是敏感的。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冤假错案,包公也就不会得到民众香火。而在官场中,有一个包公,其他人如何过?所以,必须敏感。

从信访到网络申冤

另有自媒体文章分析,哭包公像是看到了一种新的途径和希望,希望通过这个热点事件能够帮助到自己,但是中国社会原本有自己的救济体制,有公安、有法院,如果这两条路走不通,不是还有信访部门吗?中国司法体系的人是否应该想想,为什么大家去求“泥菩萨”,而不是去求“真神”呢?

中国特有的信访制度始于1950年代,原本是政府与民众互动、了解和传递民众意见的一个渠道。但由于长期以来,信访制度的设置缺乏规范的标准体系,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导致限制访民的情况层出不穷,该制度几度陷入存废争议。

随着社交媒体在中国互联网普及开来,信访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网民更依赖社交平台吸引舆论关注,进而达到申冤的目的。

有研究显示,在2011年,报纸、网络新闻和微博就已成为中国年度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三大主要曝光渠道。

尽管申冤渠道发生了改变,但过去地方政府应对信访过度泛化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情况,并没有因此根除。

上月曝光的贵州一名女民营企业家马艺珈伊据称为当地政府承建10个政府项目后,被拖欠工程款高达2亿2000万元(人民币,下同,4200万新元),结果不仅讨债未果,还被地方公安以涉寻衅滋事刑拘,引发舆论质疑地方政府“以刑化债”。 

马艺珈伊据报为黔西的六盘水市承建10个政府项目后,被拖欠工程款高达2.2亿元人民币,讨债未果反被控寻衅滋事罪并被捕。(互联网)

《财新》今年1月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嫌疑人孙任泽之死》的文章,曝光了年仅31岁的孙任泽在2018年3月被新疆伊犁的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昏迷,最终不治身亡,他当时也是以涉嫌寻衅滋事被采取刑拘。参与暴力逼供的八名警务人员去年11月因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分别判处三年至13年有期徒刑。

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平台的流行改变了中国上访的方式和效率,中国司法体系也在不断改革。2019年发布的《中国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显示,2013年以来,官方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聂树斌案、张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错案46起,涉及94人。

虽然中国各部门近年来加快推进法治建设,执法能力也提升了,但执法不规范不透明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官民之间的信息流通依然存在厚厚的屏障。再加上如今媒体监督空间一再被挤压,冤案仍时有发生,申冤渠道依然狭窄,在申冤过程中被冠上“口袋罪名”的“寻衅滋事罪”风险依然不小。

中国前知名调查记者、微博大V邓飞上周六(16日)转发的一篇文章就说:这些哭诉(包公像)的人之所以到这种场所喊冤叫屈,除了心中确有悲愤郁积需要宣泄外,还希望引起社会关切,同时,坚信向包公诉冤不会被抓住把柄赐个“寻衅滋事”的罪名落得牢狱之灾。

换句话说,包公像虽然无法直接为民众解决当代法治问题,但却是他们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是他们期盼法治文明能及早完善的精神寄托,更是他们免于被“寻衅滋事”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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