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涵盖“窃取国家机密”，港府正积极考虑加入“重大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这么做的好处是让公众更安心，但担心一旦公众误解定义，反而会误坠法网。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咨询期将于下星期三（2月28日）结束，社会关注“窃取国家机密”能否以“重大公众利益”抗辩，22年前曾处理23条立法的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星期六（24日）在香港有线电视台节目上受访时说，这样的做法有好也有不好。

她说：“不是每人做事前都看法律，到时若很主观认为涉及公众利益，有权去披露，会反而导致他误坠法网。举例2019年很多人说，就政府（逃犯）修订条例，我可以公民抗命，但其实公民抗命不是辩护理由。”

港府2003年加入条文，列明可作抗辩的“公众利益”，包括披露官员不法活动、滥权、公共安全、健康的严重威胁等，梁爱诗认为官方可以考虑，但要注意会否被人利用钻空子。

梁爱诗说：“不是写了定义出来就可以，如英国在咨询文件都有说，英国政府维护其一贯立场，很多都不写定义。法官会考虑当时的时间地点和社会情况去作为解释，这是法律解释的原则，如用定义将他限制得更紧，可能会让敌对势力逃避法网。”

当年立法将煽动罪部分犯罪意图，例如“憎恨”、“敌意”等废除，收窄至叛国、分裂国家、颠覆，但这次立法则涵盖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憎恨、以及陆港居民间的仇视。梁爱诗说：“（这）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深切了。是否一定要有武力暴力才是煽动，如黎智英案件，可以看到非武力的方式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