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是一个冥想总统。”
总统选举投票日的前几天，候选人黄国松在《海峡时报》访谈节目上回答他会成为一位怎样的总统时给出这个答案。看节目的时候，差点没笑出声来，也立刻脑补了一个身穿便服的总统盘腿而坐，两手放于两膝，闭着眼，一呼……一吸……的画面。
好不热闹的总统选举如今尘埃落定，“冥想总统”没能实现，黄国松以15.72%得票率，和陈钦亮一起被票王尚达曼甩在后面。
尽管“冥想总统”的回答让人莞尔，但青少年心理健康却是个令人笑不出来的严肃课题，这从年轻人在总统选举期间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可见一斑。
黄国松在多个网络节目中都谈到静坐和正念对他的积极影响，也鼓励年轻人冥想。他认为年轻人会有心理健康问题，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必须迎合父母、老师和同龄人的期望。
最近和一名印度族同事聊总统选举，她说起十几岁的女儿每天宅在房间里刷TikTok，让身为母亲的她担心女儿“是不是没朋友”“心理是不是有问题”。
正如那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年轻人在社交媒体的狂欢中孤独着；而相比年轻人的孤单，年长者的孤单是更赤裸、更直接的，他们连社交媒体看似热闹的掩饰都没有。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近日在文中探讨为何美国乃至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都在遭受孤独感的折磨，而这不仅带来精神疾病等困扰，也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实际风险。
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那么严重的经济重创，都没有让人们像今天这般绝望？
纪思道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193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社区机构和组织，包括教会、俱乐部、妇女团和远亲近邻等等，而如今这样的社会网络在消失中，而且难以重建。
大萧条的英文词是“The Great Depression”，我们身处的时代会不会是“depression”一词的另一种诠释，进入“大抑郁”？独居人口不断攀升，不独居的人口也未必不孤独。
上个月，《经济学人》也审视了英国日益严重的孤独问题，并提出“开社会药方”（social prescribing）的概念，指出解药不在药店，而在社区。然而，由于国家经济不振，很多对社会有益的项目都缺乏资金，经费的削减意味着青年社团、社区俱乐部等连接人们的公共场域无法焕发活力。
2018年英国设立了“孤独部长”一职，2021年日本也委任“孤独大臣”。当初出人意料的职务，而今看来是有远见且十分必要的。在日益撕裂、人与人内心疏离的现代社会，孤独感与日俱增，且间接造成身心健康问题和隐形的社会成本。
我们没有“孤独部长”一职，但我们或许能有一名“孤独总统”，去凝聚社会，对抗海啸般席卷世界发达国家的集体孤独。再过几天，尚达曼将宣誓就任，成为新加坡第九位总统。他的最强大脑，没有人怀疑；下来，期待看到他能用心件，给社会开出药方。
冥想可以对抗一个人的孤独，一群人的孤独需要靠社会。
（作者是《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