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评论编辑室
与此前两次（2017年、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比，今次来北京与会的国家领导人有所减少，其中欧盟成员国就由上届的七个减少至今年的一个，只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赴会，此前两次皆曾参与的瑞士、捷克、希腊及意大利领导人，今年未见出席。
然而，在俄乌冲突未息、中东风云再起、中美角力正酣、环球经济受压之际，欧尔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印尼总理佐科维多多、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二十多国领导人依然来华与会，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受到国际重视。当中尤其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受人瞩目，欧尔班在与他的会面中直接澄清了匈牙利从没想过要抵制俄罗斯，普京另外亦与习近平闭会详谈了三小时。
重视发展中国家 促进增长扩投资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宣布了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八项行动，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将如何招商引资，推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肯定是各国领袖及代表的关注所在。
事实上，首届高峰论坛的领导人联合公报已矢言促进经济增长、扩大贸易和投资，并特别提到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要突破发展瓶颈。今次习近平在致词时提到“‘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重点依然离不开各国在发展上的合作。
国际合作的难度当然不容低估，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至欧盟）、美国和中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至伊朗）。当中有历史文化的差异，也有地缘政治的矛盾。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下，加上美国和苏联（或俄罗斯）的利益瓜葛，中东过去几十年未曾和平。五场以阿战争，苏联和美国先后入侵阿富汗，两场波斯湾战争……还未计规模较小的军事冲突。
以巴局势紧张 美国斡旋未果
这次适逢赎罪日战争五十年之际，哈马斯在犹太人住棚节结束、安息日的一天发动袭击，并且掳去多名人质，不但震撼了中东世界以至国际社会，更被形容为“以色列的九一一”。美国先是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试图控制局势，避免引发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甚或伊朗牵涉在内的地区冲突，惟内塔尼亚胡政府反而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加沙北部民众即日撤离。拜登其后只好亲赴特拉维夫，原意打算旋风式走访约旦，与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四方会谈。
此际加沙医院遇袭，造成数百人丧命，拜登的约旦之行亦被取消。看似偶然的不幸，对于责任谁属亦各执一词，但考虑到以色列和哈马斯目前正处于军事敌对状态，类似的事件发生不应叫人意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难与美以领袖安然会谈——无关人身安全，而是政治心理上。
不管拜登是否不忍看见人命伤亡，冲突升级、局势失控对于华盛顿始终百害无利，遑论俄乌战争已经麻烦。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劝说，拜登亦都连日升级，由最初提醒对方不要佔领加沙，到后来明言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美国在“九一一”后便曾经犯错。
摒弃东方主义 尊重中东发展
小布什在“九一一”后挥军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不但生灵涂炭，亦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更加引发伊斯兰激端势力的仇恨，埋下极端恐怖组织ISIS的伏线。但与其说是义愤填膺，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应该说是出于一己私利，未曾想过当地人民的生活福祉以至经济发展。萨伊德之所以在四十多年前提出“东方主义”学说，正是由于他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美国生活及教学的经验令他深刻体会到欧美社会的主观视角偏差。
萨伊德当年曾经写道，“中东现在被认为就是大国政治博弈、石油经济，以及粗疏地对自由民主的以色列、邪恶、极权和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二元对立。”幸而到了近年，作为逊尼派大哥的沙特阿拉伯锐意发展创新科技、金融投资，阿联酋在旅游业及房地产上亦积极有为。归根结柢，国与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并非无可消弭，合作发展必然比起零和对抗更有裨益。以色列继于2020年与阿联酋建交后，现在跟沙特阿拉伯亦已非常接近成事；沙特和伊朗今年3月在北京亦同意恢复外交关係，并已互相重开大使馆及派驻外交大使。
以色列自2007年起封锁加沙，令当地二百万巴勒斯坦人俨如活在大型监狱之中，这不但是对人权严重的侵犯，亦只会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日益加深。哈马斯的袭击固然不可接受，但他们得到巴勒斯坦人的容忍甚至容许并非无因。美国不论是对以色列每年数以十亿计的军事拨款，抑或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同样无助于化解困局，反而只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唯有当我们倡导中东国家合作发展，公平地共享繁荣进步，以巴才能走出新仇旧恨，看到两者不但可以和平共存，甚至能够互惠互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