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博斯金：发达经济体必须面对财政现实

目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须要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更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发放福利，并引入更有力的工作激励措施。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逐步放缓支出，以避免出现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强制性变革。

世界各地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原因很简单，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运行着一套臃肿且在财政上难以为继的福利国家制度。正如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10多年前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时所说：“欧洲的社会模式已结束了。”同样，美国如果不控制支出和约束公共债务的话，也可能落入同样的陷阱。

这方面的计算非常简单明了。以一个由工资税支撑的福利型社会给付为例。支付此类支出（如用政府债务融资，现在或以后包括利息）所需的平均工资税率，等于抚养率乘以替代率，即福利领取者与纳税工人的比例，乘以平均福利金与被征税平均工资的比例。

这个等式甚至还未包含支付其他政府资助项目所需的税收，包括从国防、治安到道路和学校。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税收可以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同时可以对福利公式和税率表进行各种修改。但归根结底，如果很多人都要领取可观的福利，最终就会产生极高的税率。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所想的：“是啊，这就是问题所在。”

请不要误会：高税率是不可取的，无论是用以支持何种社会福利。高税率可能会带来极其巨大的危害，因为它会压抑激励机制，从而损害经济，也就是饿死那只传说中会下金蛋的鹅。根据一些估算，欧洲的税率已经接近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峰值，意味着增加税收已经无法再增加政府收入，甚至可能导致政府收入下降。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较高的税收是欧洲经济体实际（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美国的原因。即便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有所夸大，但税收几乎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税收约等于其GDP的一半，而美国的这一比率约为三分之一，加拿大和英国介于两者之间，约为42%。

例如，美国的税后实际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比瑞典和丹麦这两个美国进步人士热衷于效仿的国家高出很多。当然，瑞典人和丹麦人得到的公共服务更多，国防开支更少（尽管它们现正致力于提高其微薄的国防预算），工作时长也更短。但即使考虑到这些调整因素，美国人的平均财富也要高出许多。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医疗和公共养老金福利（如美国的老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只会有增无减。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25岁至64岁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大约3比1暴跌至2比1。这一趋势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出现，预计到2035年，这些国家的相关比例将远低于2比1。在这些经济体中，数量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是85岁及以上的老人。虽然我们应当乐见寿命的延长，但也必须认识到公共预算的相关成本。

更糟糕的是，北欧国家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15年间，积累了更大规模的公共债务。这一额外财政压力曾在一段时期内，被极低的利率所掩盖；但如今各地的利息成本都在膨胀，尽管按通胀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还在可控范围内。随着各国央行继续减持手中的巨量国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有的国债额，约相当于本国GDP的20%），它们将与各国政府为巨额新赤字融资，和为到期债务展期的努力发生冲突。

虽然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冠病疫情，而进行的一些债务融资支出是合理的，但随后不去整固预算的做法，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使许多经济体极易受到下一次冲击的影响。目前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须要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更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发放福利，并引入更有力的工作激励措施。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逐步放缓支出，以避免出现德拉吉和其他人（包括笔者本人）早就预测过的、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强制性变革。

左派政策让局面更糟

在发达经济体快速增长的时候，把更大的债务负担留给子孙后代，也许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假定儿孙会更加富有，从而有能力负担更高的税收。但鉴于生产力增长早已放缓，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造成的代际不公平辩护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左派所支持的政策，只会让本已糟糕的局面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希望支持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代际公平，就应该抵制提高企业和个人资本收入税率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

展望未来，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安全威胁等新风险，意味着国防开支必须大幅增加。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从效率和代际公平的角度出发，通过举债为军事投资提供资金是合理的。但为了资助这些必要的开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前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也是越早实施越好。遗憾的是，很少有政治领袖愿意面对现实并提出解决方案，那些愿意这样做的领袖，应当得到选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