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以来，以哈爆发激烈冲突，中国的表态也备受关注。
长期以来，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期望中国能在以巴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始终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威胁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自成功调停沙伊冲突后，中国希望看到以巴冲突成为中国调停的又一着力点。但以巴冲突和沙伊冲突在性质、地缘政治背景、争端方调停意愿、中国与争端方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中国调停以巴冲突存在五大挑战。
首先，以巴冲突的本质是两国生存问题，难以调停。双方冲突前后持续百年，历经五次大规模战争以及无数小规模冲突，夹杂着民族仇恨、宗教矛盾、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几乎无解。两国某些派系都将对方视为本国生存的头号威胁，都把向对方的妥协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损害。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饮用水等资源有限，而两国人口都在不断增长，双方都在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循此逻辑，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推进定居点建设，蚕食巴勒斯坦人的社区。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曾公开扬言，要将约旦河西岸并入以色列。这也是为何自马德里和平进程以来，双边和谈不进反退。
其次，以色列缺乏调停意愿。成功的调停是争端两方双向奔赴的结果。但在以巴冲突中，以色利缺乏调停的意愿和动力。争端双方的实力对比会影响调停意愿，双方实力差距越悬殊，不对称性越明显，调停的难度就越大；权力优势明显的一方不愿引入第三方干预，降低自身优势，调停意愿自然下降。以巴冲突中，以色列具有绝对优势，它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弱者的巴勒斯坦想要尽可能地将冲突国际化，寻求国际社会帮助；以色列则正好相反。
除加沙地带外，以色利几乎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全境，还占有戈兰高地，不断蚕食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是现状的受益者，当然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在短视的以色列政客看来，接受调停对以色列百害而无一利。
再次，中国对双方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不同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中国和以色列以及中国和巴勒斯坦间不仅经贸依存度小很多，在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方面，也不及中国和伊朗与沙特，这都会影响中国对两国的影响力。中国和沙伊两国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连续多年的最大贸易伙伴，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和以色列虽是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但美国仍然是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有赖于从以色列进口高科技技术和产品。虽然近年来，中以在港口建设等基建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但也面临美国的干扰。
政治方面，以色列在新疆等问题上与美国亦步亦趋，与中国互信较低。安全方面，中国更是缺乏影响力，与美国对以色利的安全影响毫无可比性。巴勒斯坦方面，中国和巴勒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久。虽然中国在道义上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近年来高层频繁互访，具有高度政治互信。但中巴经贸往来规模仍较为有限，2022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亿5800万美元（约2亿2000万新元）。而且，在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捐资国中，美国一直是最大的单一资金捐助方。如美国2022年的捐款额为3亿4000万美元，位列第一，中国捐资100万美元，位列3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在逐步增加捐助数额。
然后，相比于沙特和伊朗，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国内政治势力更加多元复杂，内部矛盾也更为深刻，不同政治力量对调停的态度不同，对中国的态度也有差异，极大地增加了调停难度。
以巴各自内部，无论是以色列左右翼政党竞争，还是巴勒斯坦各派系的严重分歧，都表明冲突已内嵌到双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双方内部能否和解，首先制约着对外政策。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的袭击已经表明它似乎会强硬到底，没有哈马斯参与的以巴和谈难言有效。以色列方面，内部政治势力和政治取向同样复杂。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极右翼势力发展迅速，他们拒绝和阿拉伯人共存，势必要吞并巴勒斯坦地区全境而后快，是以色列内部阻碍和谈的主要因素。中国要推动重启和谈，须要和双方内部各主要派别都建立深入良好关系，方能施加影响。
最后，调停以巴冲突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虽然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使它逐渐丧失中东和平主持人的身份，但美国对以巴双方仍具有巨大影响力，即使在以巴冲突上可能成事不足，但败事还是有余的。美国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众所周知，可以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就是保障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自二战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每年高达三四十亿美元。所以中国调停沙伊可以绕开美国，但调停以巴却无法绕开美国。
面临的挑战也是进步的空间，中国要成为以巴冲突真正调停者，仍须不断强化同双方在经贸、政治以及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增强对两国的影响力，以及与两国国内各政治派系的接触，要进一步密切与埃及、沙特、约旦等地区国家在该问题上的沟通。并且，以巴冲突无法绕开美国，中国仍然须要寻求与美国合作，与之一道共同成为和谈的推动者。最后，还要等到冲突发展到“成熟阶段”，双方都认为暴力于事无补，都有意愿寻求调停时，外部调停才会起作用。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