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众多的人身自由里，言论自由是最根本的，因为言说是思考的主要方式，无法自由论述，就难以大胆思考，更无从改邪归正。
为了提醒世人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和炮击加沙，以及开展地面战争的正当性，特拉维夫官方陆续向国际社会公布10月7日哈马斯偷袭以色列时毫无人性的暴行罪证，包括通过民间人士的宣讲。
以色列联合医疗队（United Hatzalah of Israel）创始人比尔（Eli Beer）10月29日在美国的一个公开场合，描绘了袭击当天最先抵达暴行现场的UH医疗队成员见闻。UH医疗队创立于2006年，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目前约有7000名辅助医务人员或急救医生志愿者，他们也为在以哈冲突受影响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支持。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引述比尔说：“我们看到一个婴孩在烤箱里面。这些杂种把一个婴孩放进烤箱后启动开关。我们在几个小时后才发现婴孩。这些并非正常的敌人。”
《纽约太阳报》发行人埃弗恩（Dovid Efune）10月30日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发布了比尔讲述哈马斯恐怖分子活烤婴儿的故事。出生在加沙的44岁巴勒斯坦英文作家、文学教授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在X平台直接回呛埃弗恩。育有六个年轻孩子的阿拉雷尔轻蔑地在埃弗恩活烤婴孩的推文下写道：“是加了还是没加发酵粉？”他在另一条推文说：“锡安主义者的宣传刚到。接下来是什么？哈马斯吃犹太人？”
亿万富豪马斯克购买推特并改名X平台后，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名义，终结平台的审查机制，批评者指控他这么做导致妖言四起；上述例子或许能用来证明言论审查的必要性。但不赞成言论审查者会反诘：由谁来决定何谓妖言？以哈冲突在世界范围内所激发的两极化情绪反应和立场对立，正好考验马斯克言论自由理念的可行性。
接受考验的不仅是马斯克的言论自由理念，美国多所常青藤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因为纷纷发布公开信支持哈马斯，而面对强大的反弹和压力。华尔街的犹太裔大亨或声明停止对这些大学的巨额资金捐赠，或要求大学公开这些组织背后学生的个人身份，以便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
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众多的人身自由里，言论自由是最根本的，因为言说是思考的主要方式，无法自由论述，就难以大胆思考，更无从改邪归正。与自由相关的两个概念，一是责任，二是安全——作为一种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离不开责任，所谓的“文责自负”，就是要求言说者承担言论的后果，因为忠言逆耳，肺腑之言常需要有冒犯他人的勇气。父母都知道，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就必须限制他们的自由。当然，父母也必须适度地让孩子自由探索，培养好奇心和冒险的精神。
主张言论自由者宣称，舆论场犹如市场，必须经由百家争鸣，才能从中去芜存菁。这当中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唯有让错误的言论发出来，人们才能辨识正确的言论为何正确，因而才有“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说。常春藤学子当然有支持哈马斯的权利，可是也必须为自己的立场承担后果。面对华尔街大亨的反弹，他们可以择善固执，也可以选择屈服。如果诚心相信自己所言为真，应“虽千万人吾往矣”。言论市场自身的博弈，无论以什么形式发生，在性质上同政府利用公权力审查言论，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除了责任，对应言论自由的另一组概念便是安全。这当中的现实意义或许更为切身和强烈。在以哈冲突这类充满激烈情绪，特别是不共戴天，恨不得生啖其肉，不把对手当人的情景里，妖言惑众无疑是极度危险的。从公共秩序的角度思考，放任绝对的言论自由而不考虑生命财产安全，显然不负责任。政府在这种时候运用公权力审查言论，比如禁止支持以色列或哈马斯的任何一方，在芳林公园聚会表达立场和宣泄情绪，恐怕还是情有可原。
马斯克自称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信奉“绝对的言论自由”，恐怕就犯了“过犹不及”的毛病。与作为人生言行的依据，判定是非对错的道德原则一样，理念上的纯粹无疑具有让人神往的品质，但现实却往往混沌复杂，单纯的道德原则难以一体适用，必须根据具体事实个别判断。
这就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经典断言。他从经济学“机会成本”的概念出发，准确地指出解决问题没有面面俱到的答案，只有两害取其轻的取舍（trade-off）。绝对的言论自由，意味着煽动者能够挑起人类最原始本能的强烈情绪，甚至因而付诸暴力行为。这恰好背叛了言论自由的本意——正因为暴力不见容于现代文明社会，所以人们才须要通过自由言论的博弈，分出善恶高下。所以，要实现自由，首先得保障基本的安全；据此，要维护言论自由的精神，反而或得允许一定的言论审查。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唯一实践民主法治并保护个人自由的现代文明社会。正因为有言论自由，所以消息源的可信度更高，《每日邮报》才予以报道。由此判断，UH医疗队成员有关活烤婴儿的见闻，就不能简单用“锡安主义者的宣传”轻易否定。据此审视“发酵粉”之说的性质，相信就不难形成评判的尺度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