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欧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建立，惟有从国家治理体制相容相融途径，才能实现真正突破。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法治秩序与民主政制已经确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人民幸福无可取代的不二选择。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必须依托于国家治理体制全面现代化。
中国面临的整体发展与安全挑战严峻情势，是必须系统性破解进而建立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与安全体系的急迫国家议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环境，与中美关系存在重大关系。
中美关系现状是，在彼此“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情形下，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美国对中国的系统性遏制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实质性改变。美国对华的对抗烈度即便有些降温，也无非是在表面上的糊弄，或者基于不想也不能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权衡，包括持续对台军售阻止两岸统一在内的具体行动部署上，只会周密地推进。这是中国当下必须认真看清楚的。
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只要台海战事不爆发，美国将主要以科技与经济针对作为一线主阵地，在政治、外交、军事及台海、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对抗，已经作为美国遏华二线战场。这是因为，美国已经通过俄乌战局，对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现状与未来可能变化作出新的判断，并建立起新的因应框架。以哈冲突看似惊天动地，局面也十分复杂，但事态走向仍受控于美国。
全球是否会开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持续性、系统性对抗？若此，将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自造整体发展困境与不幸的开始，对于中华民族崛起及两岸统一自然十分不利。
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能力现状，源于国家治理，源于市场经济、法治秩序与民主治理体制还未能全面确立。中国应以新的理论高度、深度，新的改革勇气与决心，并以对中华民族与人类全球命运负责这样的双重责任和使命担当，继续深化正道社会发展理念认识与改革行动。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能力来自于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国家里，国家是否能让每一位国民均等地享有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发展机会，及相应的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体制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政体优劣及是否具有良好可持续发展与安全能力的第一标准。
中国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及其配套体制建构上，全面确立市场导向，全域性系统性可持续提升包括高端晶片自主研发与生产在内的高科技产品内循环发展能力。要让贡献了全国70%技术创新成果、60%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城镇就业率而占全国商业主体98%的民营（包括个体）经济，以确定性法律规范为导向，而非以人为性政策为指令，在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海洋中去自由搏击。
以近代中、日发展理念选择差异导致综合国力崛起差异为例，也很容易说明中国曾经的落后与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快速崛起，及现在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的因果所在。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曾面临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先后展开各种方式的改革自救，但日本经明治维新系统引进西方工业技术与管理制度，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乃至全球强国，而中国恰恰在20世纪上半叶遭受被日本这样一个地理及人口较小的国家入侵并庶几亡国的惨痛经历。
非全面的市场经济体系、法治秩序及民主政制治理方式，由全面市场经济发展体系、法治秩序与民主政制所取代，这是人类社会正道发展的必然逻辑。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绝不是可以凭借生造一些概念、发布一些文件及搞一些人为思想教育，就可以变更、阻止乃至取代每时每刻在现实发生着的事物运行规律的。
随着全球经贸关系、电子通讯及文化与生活方式日益融汇，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国家间的事态感知与关切越来越敏感，拒绝相互影响（干涉）已经成为不可能。在全球建立以自由市场、法治秩序与民主治理为底层制度基础的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秩序，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正道方向。人类发展会遭遇挫折，但历史不会逆行。
深圳华为公司主要创始人任正非说过这么一段话：你如果不想死的话，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人家反对我，也要向人家学习，不然怎么能先进呢！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导致我们落后。
美国虽有美国利益优先及霸权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坚守正义、不向邪恶强权势力妥协并维持全球基本秩序的一面。如果没有美国这两个特性，全球一定陷于更不安全与无序。美国现仍然是维持全球基本正义与秩序无可替代的中坚。
普京是（想做）21世纪的法西斯（希特勒），这一点毫无疑问。二战时期，若没有美国参战，包括果决地先后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小男孩”与“胖子”（以战止战），当时的德意日同盟就会横扫全球，中国也很可能无法把侵华日军从国土上彻底赶走。今天在乌克兰，如果没有美国及欧洲坚定支持，乌克兰早已成为普京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
中国目前发展与安全环境恶化，显然与对俄对朝关系处理方式有重大关系。美国跨党派在政治、外交、科技与军事领域对中国推行长期性对抗，持续对台军售，不断推升印太战略以遏制与围堵中国，中国陷入面临重大被动性闭合（非开放）状态的发展与地缘政治安全风险。
中国对俄乌战事“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明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为非法，敦促其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主权领土内撤军。中国应当是一个有人类关系底线与原则的国家，也应把握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向全球申明国家立场。
同时，中国敦促美国及北约停止对乌军援，让俄乌双方回到联大机制上，就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展开系统性谈判。这是俄乌战争惟一可行的和谈出路。不然，惟有以战止战，而大概率的战事结局是，普京垮台及被追究战争罪责，俄罗斯走向封闭、衰败，逐渐成为一个在全球微不足道的国家。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取得二点重要突破，一是恢复两军高层沟通、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安全军事磋商机制及开展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二是确立元首直通电话。这两条为两国两军避免不测冲突（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提供了基本保障，也是美方对此次会晤的真正用意所在，对中国面临的发展和安全形势也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与美欧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建立，惟有从国家治理体制相容相融途径，才能实现真正突破。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法治秩序与民主政制已经确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人民幸福无可取代的不二选择。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必须依托于国家治理体制全面现代化。中国应以面向全球和未来的深广视野，时不我待地果决推进体制现代化，这是中国系统破解发展与安全问题的惟一正道战略基础，也是得以持续高水平执政的力量来源。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中国发展与安全研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