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1月29日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寿百年。这位名副其实的地缘政治学家、外交家与政治家，在国际外交史与政治史上的重要性与长远影响力，甚至要大于有些美国总统。他一生中的高光时代是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前，那时美苏处在冷战巅峰，加上越南战争、印巴战争、石油危机以及国内的左派运动等多重问题，美国外交内外交困。此时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与决断力。
在此期间，他秘密访问中国，促成中美结盟对抗苏联的战略决策。1973年他还因促成美越在巴黎签署停火协议，而不无争议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论如何，这项联中抗苏，以及在苏联解体后依然与中国保持接触的国策，都可以看作是基辛格时代对华政策的漫长延续。
即使在退出政坛后，他的影响力还通过各类学术文章、讲座与外访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中美相对合作的这几十年中，都体现了基辛格凿开铁幕的非凡政治遗产。即使是在生命末端，基辛格依然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也应该接受这一崛起。
在政治理念上，他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让意识形态差异过多地阻碍自己的现实行动，也不会因道德观念而影响政治决策。他没有理想主义的道德洁癖与价值观偏好，而是代之以现实利益的精明计算。因此在美国政界与学界，他都曾饱受批评，甚至被指是“中国影响的代理人”。
但即使基辛格反对美国对中国建立包围网，并对中美冲突前景忧心忡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只是基于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以及他既有思维方式的惯性；或说基辛格已经无法跟上当代两国关系的最新形势变化，而非表明他对中国有多少感情。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冷静、理性到让人发指的政治思维方式。
即使如此，主张中美和解还是让基辛格在数十年中，始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直是历届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今夏他在中国庆祝百岁寿辰时所受到的超规格礼遇，甚至超过现任美国高官，这既是中方为了缓和中美紧张的关系，更是在刻意冷落美国日渐成为主流的鹰派。
基辛格在美国的影响早已式微，他只是旧时代美国外交的一个无比绵长的缩影。在现实政治中，基辛格就只能像大熊猫一样，成为中美关系中，中方方便利用的工具人。这其中的复杂意味，作为局中人的基辛格自己也应有所体会。
早在基辛格去世很多年前，他所倡导的与中国和解共治的国策就已遭颠覆。2019年5月17日，我曾在《联合早报》撰文“中美关系小算盘与大问题”，指出当时中美间的关税争端只是小问题，背后突出的是政治与其他层面上全方面的矛盾。不仅中方在诸多民间战略家“东升西降”的形势误判之下日益“自信”，美方也从政治层面出发，要全面评估并调整中美关系。
到2021年初拜登当选总统后，我在2月2日发表“中美关系为何再也回不到过去”一文。与当时很多人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缓和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然滑过了足以扭转乾坤的质变点”。这是因为从美国历史来看，清教徒式的传统，使其对政治理想有一种近于执迷的狂热。中美间从早期对抗共同敌人——苏联的权宜结盟，再到反恐的统一战线，乃至现实之中经贸上的联系与互补，都无法绕开东西方意识形态上日益扩大的鸿沟。
美国不再觉得中国是无害的经贸合作对象，并且在未来有可能走上西方民主政治的大道。中国也对美国的相对衰落抱有更大信心，也认为自己数十年的巨大社会进步，是来自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觉得可以不再遵循邓小平在90年代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这就使得中美两国，都开始使用放大镜来寻找对方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并认为对方是迟早要摊牌的潜在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半世纪对华外交思路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
长命百岁的基辛格就像一个中美外交史的活化石，他无疑曾是伟大的战略家，却经历了一个空前漫长的谢幕。他的去世，标志着那个中美和谐共处时代的渐行渐远。这本身可能并不符合全球的根本利益，但却是现实国际政治的可悲宿命。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