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用了他的方法建立一套政治框架，在国会中设反对党领袖，让可能不断增加的反对党人接受和执政党一样的检视。这个方法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建立新加坡式的良好政治，大概会成为几十年后，政治历史学者评价李显龙时代的一个角度。
关于李显龙总理主政的20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2004年到2011年，第二个阶段是一直以来被视为新加坡政治分水岭的2011年5月7日大选之后。
2004年8月12日，李显龙带着从政20年的经验，以果敢的姿态开始他主政的上半场。上任10天后就举行他的第一场国庆群众大会，他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了3小时20分钟的演讲。当晚宣布了不少重要政策，比如实行五天工作制、把产假从8周延长到12周、第四胎也能获得婴儿花红等等。经济发展还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之一，之前多年主管经济和财政政策的他也身兼财政部长，提出了兴建两个赌场以加强经济的活力。
“新加坡虽是个小国，但是我们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只要我们还是东南亚地图中的小红点，必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会不断做出尝试，永不气馁。只要保持这样的精神，未来将由自己开创。”
他踌躇满志地以这句话，结束这场很长的演讲。还好我当年是《新明日报》的记者，不用赶着当晚截稿，可以从容地观看，而需要赶稿的日报同事们听他讲到快11点，截稿时间将近，心急如焚。
那年新加坡刚度过沙斯疫情，经济正走出低谷，2004年他接棒时新加坡人均GDP是2万7608美元。在励精图治下，五年后，人均GDP上升到3万8926美元。在2014年，李显龙主政10周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上升到5万7564美元，新加坡迈入富裕国家之列。
然而，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内的支持度在李显龙时代一直不成正比。2006年5月，举行李显龙领军的第一次全国大选，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2001年75.49%骤降到66.6%。
在他带领下，新加坡延续过去前面40多年以经济带动社会发展的趋势，大家享受了一段时间生活素质的飞跃式进步。人均所得增加了一倍，却不意味每个人的收入增幅都一样大。经济发展的硬道理受到质疑，社会层面的其他问题也开始出现，一些过去被视为十分敏感的课题包括种族、历史、政治、语言、性别等等，在公正、平等、透明等大原则下受到挑战。
熟悉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2011年那场分水岭大选。在选战最后几天，执政党感受到形势非常不利，在著名的浮尔顿午间群众大会上，李总理公开向国人道歉。
“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我们向来是尽力而为，但还是出现一些疏漏……我们犯了错之后必将承认错误，并向民众道歉，承担责任和纠正问题。如果须要采取纪律行动，我们也会这么做。而且我们必须汲取教训，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总理的道歉挽不回狂澜，工人党攻下第一个集选区，执政党折损了两个部长、一个高级政务部长还有一个未来部长，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进一步下降到60.14%。之后，两位前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卸下所有内阁职务。李显龙总理带领多位首次登场的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开启了李显龙时代的下半场。
建国总理李光耀有话直说，不回避硬道理的领导风格，新一代新加坡人未必能接受，不同世代的人感到最迫切的问题也不一样。一些社会中潜在矛盾还没淡化、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因为参与者还健在，难以客观处理。吴作栋时代比较协商式的治国方式，虽然调整了新加坡领导姿态，但是长期一党独大的环境，不符合新世代追求多元开放的理想。
除此以外，当时59岁的李总理也得准备下一个梯队，还得考虑要留下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交给建国后出生的新加坡人。大家还能接受政府对种族、宗教、语言等话题的论述吗？受过不同教育，接触各种史观的新加坡人会怎么解读政治历史？政治多元的诉求难以避免会换政府，要等到那天之后大家才学习适应和调整，还是在那天到来前，现任政府先力求严以律己，建立一套新加坡政治领袖的共同标准？
这些都不是硬道理，而是硬骨头。李总理起初也不太懂得啃硬骨头的方法，他先用警告的方式说，如果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他得耗尽时间想着怎么对付他们（to fix them）。人们对这种方式显然不买账。
政治本来就不是客气的，不容得天真地以为可以像“”排排坐，吃果果”一样，你一次，我一次。正常情况下，执政党领袖不可能刻意送机会给反对党壮大，但如果执政党不能永保自己不衰败，那当下的好领袖就要确保民主的选择是最后防线。需要让选民清楚自己要的领导素质，再让选民监督未来可能执政的政党。
李显龙总理还是用了他的方法建立一套政治框架，在国会中设反对党领袖，让可能不断增加的反对党人接受和执政党一样的检视。这个方法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建立新加坡式的良好政治（good politics），目前还难以下定论。这大概会成为几十年后，政治历史学者评价李显龙时代的一个角度。
李显龙以亲民的形象走入人群，从10岁开始决心报效国家，他的成长历程、留学成绩、组织家庭、抗癌经历，甚至手足不和的难堪，都晾在太阳底下。但是有一点他相当低调，那就是个人对慈善的捐献。
很多人诟病新加坡部长的百万年薪，实际上这不是个人赚多少钱的问题，所以总理好几次把自己的加薪和其他收益捐出，他从来都保持低调。我偶然发现，总理设立的慈善基金帮助了实际需要的人，包括低收入家庭、年长国人，还有让一些人完成他们的小众梦想，而受益者大多都不知道捐款者的身份。
虽然一生都处于权力之颠，生活却和一般新加坡人一样简朴，例如到小贩中心吃饭自己排队，父母过世治丧期间和一般小市民一样穿简单的白色T恤和黑色长裤。未来可能出现比他聪明能干的总理，希望都能坚持一种新加坡式的领袖生活风格。
李显龙主政的20年，功过未来自有评论，我借用20岁的他写给剑桥数学教授表明自己要回国服务的一段话，感念这位把青春都献给国家的总理。
“我宁可选择办事而同时可能被别人咒骂，这总比只能咒骂他人而自己却无法办事来得好。”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