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发布的《2023年全国捐赠调查》报告指出，在去年没捐款的人当中，32%表示不捐款是因为害怕上当受骗，比2021年增加九个百分点。调查结论与早前一家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的调查相吻合。后者发现人们因害怕受骗而不愿帮助陌生人。这个现象在年长人士之间尤为普遍。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根据警方数据，去年报案的诈骗案件达4万6000多起，比2022年多出近47%，是自2016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最多的一年。此外，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联盟和一家数据服务供应商的联合研究指出，新加坡在诈骗案的人均损失金额全球最高。
虽然有关官方不遗余力反诈骗，但诈骗团伙无所不用其极，新闻时有所闻，损失金额不菲，人人自危。吊诡的是，反诈骗机关再三呼吁国人“别信别给”，加深公众对陌生人的警惕与不信任。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诈骗风险跟着提高，公众互信程度可能继续下滑。深伪技术移花接木，以假乱真，一般人难以区分。最近，有不法分子运用深伪技术，伪造国务资政李显龙的视频，介绍“包赚”的投资机会。李资政在脸书上指出，这让人非常担忧，因为一些人可能看了视频后信以为真而上当受骗。
这不是他第一次遭到深伪技术恶搞，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假视频推销加密货币。除了李资政，不法分子也制作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假视频，推销投资计划。
诈骗团伙大小通吃，受害者不分种族、阶层、老幼，导致一些人，尤其是年长人士，不敢接电话，也不愿与陌生人接触。此外，网络是新时代诈骗的载体，一些人为了防诈，宁可牺牲科技带来的方便与效率，回到较安全的传统作业及生活方式。
本地三大银行推出Money Lock功能，让客户把存款锁在指定账户里，不能通过线上转账，便是为了满足公众防诈的需求。这项措施提高了银行与客户的交易成本，但也反映一些人对线上交易安全缺乏信任。
公众对诈骗越感不安，互信的基础就越脆弱。这不仅推高交易成本，也可能产生外溢风险。诈骗以及假信息充斥，使人对周遭的人与事，都带着怀疑的眼光以及负面态度。这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企业与媒体的信任度下跌。
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4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在全球28个受调查国家中，有17国的民众不信任政府，有15国民众不信任媒体。若任由这种对一切质疑的态度滋长，则人们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旋涡里，社会的良善风俗也势必削弱，特别是帮助陌生人的美德。
民众对体制与主流媒体不信任，将加剧社会分化，导致人们因为害怕陌生人而重新借血缘或地缘寻找安全感，不同族群回归到原始的部落本能，对陌生人产生排他的敌意。这将为制造社会撕裂的假新闻提供滋生的土壤，并腐蚀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基础，以及助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情绪。
在这方面，新加坡比较幸运。新加坡政府与民众之间累积了不少社会资本，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比其他国家高。这使新加坡得以比其他国家更早走出冠病疫情。然而，这个信任关系不是理所当然，必须不断培养。特别是在诈骗团伙横行的当下，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再深厚的社会资本也会坐吃山空。
诈骗事件成为常态，不仅涉及钱财损失，更严重腐蚀社会互信，特别是构成现代文明基石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默契，加大交易成本并败坏民风。鉴于诈骗犯罪对文明秩序的破坏性更甚于暴力抢劫，除了反诈骗宣导警惕国人加强防范意识，有关官方有必要考虑加重刑罚，以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杜绝他们的猖獗行径，让公众免于生活在恐惧和怀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