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离乌克兰和加沙的地方，当富裕民主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齐聚意大利讨论一系列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挑战时，美国力量的性质正在亚太地区发生转变，在华盛顿眼里，该地区对未来世纪至关重要。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不再是“相信美国，美国有办法”的超级大国。这里太过辽阔，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一个太过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提出扮演另一种角色——军事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热心队友。
“过去，美国的专家会谈论印太地区安全的轴辐式模式，”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本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全球防务会议上说。“今天，美国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正在做更多的事情，无论是独自行使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首次与澳大利亚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邀请韩国参与核武器规划；与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发动机；与一些小的太平洋岛国分担海上监视任务；与日本合作增加进攻打击能力。
在幕后，美国官员还在与合作伙伴测试新的安全通信系统。他们正在签署协议，与盟友共同生产火炮，并确保在发生冲突时能从该地区各处的医院获取血液供应。他们还在以更广泛的方式与更多国家进行训练。
这些合作凸显了该地区对中国的看法。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好战行为，包括对台湾可能做出的战争、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抢夺，以及在与印度交界处抢夺领土。
但是，那些与美国携手的国家，真的是把长期赌注放在美国而非中国身上吗？还是它们认识到了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并表现得像实用主义者一样，从一个有越来越多的选民希望远离世界事务的不稳定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它们能得到的东西？
过去一年里，美国和印太地区国家的10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接受了采访，其中许多人表示，下个世纪美国的主导地位很可能不如上个世纪。他们说，无论谁赢得下届或以后的选举，这个肩负着维持当今世界秩序的国家已经被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国崛起对其国内制造业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美国的内部分裂所削弱。
世界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了足以左右事态发展的能力。随着美国分享敏感技术并优先考虑团队合作，许多人认为他们正在目睹全球重新洗牌和美国实力的演变。
他们认为，目前，美国正在适应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美国正在学习以许多固守美国霸主地位的华盛顿政客不曾讨论过的方式进行合作，并承认美国有更大的需求，行事需要更加谦和。
衰落的美国
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已经减少了一半。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的稳步崛起。仅中国就生产了全球约35%的制成品，是美国的三倍。日本、印度和韩国也加入了产量排名前七位的行列，使亚洲的工业实力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区。
美国的军事优势得到了更好的保持，但预算较少、更专注于印太地区的中国现在拥有更多的海军舰船，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可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有更多的工厂可以在必要时扩大军工生产。
仅从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法案数量不断减少来看，美国民主也已今非昔比。共和党一再拖延预算，让总统不得不放弃海外行程，此外还拖延对乌克兰和台湾等的援助。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在解决世界问题时不要扮演那么积极的角色。
然而，两党都苦于如何应对和讨论亚洲不断变化的实力态势，以及美国的局限性。
“这可以追溯到几届政府之前，”曾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琼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重返亚洲”似乎从未实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夹杂着反华抨击，并放弃了一项重要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这在一些国家看来是美国对来自北京的挑战感到不安的表现。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是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
过去几十年来，该地区各国还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中产阶级消费者，扩大了先进的工业生产，推动了地区贸易的激增，使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下降，同时让更多亚洲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这些更广泛的趋势中催生了信心和焦虑。近年来，亚洲各国的军事预算激增，对美国国防技术的需求也空前高涨。
然而，该地区许多国家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兴多极秩序的参与者。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新加坡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在美国的这个集体故事中，美国是主角。”因此，当他们向美国求助时，与其说美国是保护者，不如说是商品（武器）、服务（培训）和投资（新技术和设备维护）的提供者。
日本的转变最为明显。从缓和与韩国的紧张关系，到从数十年的和平主义中抽身，计划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再到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签署部队调动协议，东京已表明，它现在寻求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即使华盛顿对东京的举动表示欢迎，东京的行动也部分源于对美国的批判性评估。
去年在关岛与美国空军举行联合演习时，日本指挥官表示，他们希望变得更加积极，因为日本的邻国希望日本做得更多，这意味着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国未来的角色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已经不再是20年前、30年前的美国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以免冒犯美国官员的日本高级情报官员说。“这是事实。”
他还说，“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美国的作用都将相对减弱。”
美国的调整
美国官员意识到了世界的疑虑。当得知一些亚洲官员从美国的反应中看到谦和时，华盛顿的一些官员不禁皱起了眉头，仿佛眼睛里进了柠檬汁。这听起来太像软弱了。
但是，五角大楼的一些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要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分担一切”——共同开发、共同生产、共同维护。虽然美国官员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在亚洲结盟的问题，但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的语气和行动表现出了微妙的转变，即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加分散的方法，并更加坦率地表达他们的担忧。
国务卿布林肯在去年9月发表讲话，呼吁外交政策要更加谦和，以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挑战”。
海军陆战队最高将领戴维·伯杰将军在去年退休前，于2019年提出了一项全面计划，通过重新分配美军在亚洲的兵力来对抗中国的优势，将美军转向规模较小的部队，这些部队现在更加机动灵活，可以进入许多国家的基地。
在新加坡，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个方案涉及实力更强的国家加强自身投资、展开跨区域合作，并与现在接受自己不必在每段关系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美国合作。
目前在大型多国军事演习和小型项目中，可以看到美国放低身段的端倪，前一种是让其他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的例子包括去年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成立的太平洋融合中心。该中心是对从非法捕鱼到中国侵占等各种威胁进行海上分析的数据中心，它一开始更多算是美国的行动，直到当地合作伙伴要求发挥作用，美国官员便退让并让他们参与进来。
透过美印关系，可以看到美国嬗变更为丰富的层次。美国一直有兴趣通过长期、全面的计划与日益自信的新德里紧密合作，即使这意味着要压低对印度民主倒退的担忧。
一些印度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个转折点是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留下了令人震惊的混乱场面，这表明该地区的更多参与可能会有所帮助。
一位印度高级外交官表示：“美国在撤军前几乎没做什么磋商，撤军后则开始做得更多。”
在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举行的会议上，在国会就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举行听证会的背景下，美国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更多地谈到了两国民主制度中的共同之处。两国外交官表示，对印度政府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压制异见的担忧已经淡化为：“美国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极端主义、仇恨言论、虚假信息。你们那边是怎么处理的？”
随着美国官员谈论自己国家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对印度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大：印度不仅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巨大市场，还是创新的倍增器。
印度每年培养的工程师超过140万人，与中国不相上下。当美国开始担心中国在电动汽车、导弹、量子计算和其他技术方面的进步时，印度可以提供一个人才库，帮助美国跟上中国的步伐。
在2023年印度总理莫迪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一项以战略防御和技术为重点的协议。
最令新德里兴奋的是联合生产战斗机发动机，这是它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技术。但白宫则在声明中强调，两国共同投资从核能到微芯片等所有领域，这种“从海洋到星际”的合作关系“会触及人类事业的方方面面”。
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科威特和黎巴嫩大使的退休外交官瑞安·克罗克表示，在其他国家的推动下，美国可能终于懂得了谦逊的态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
“一定程度的谦和并不意味着软弱，”他说。“美国做不到面面俱到，也不应该大包大揽。美国有这些关系和联盟，让美国弄清楚什么该由谁来做。”
美国行动的风险
在与菲律宾、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国防领导人谈论美国时，经常会有一种在听顾客高高兴兴逛集市的感觉。
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一直在大力销售和提供援助。它提供战斧导弹给日本。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给越南。为地理位置优越的岛国帕劳改进跑道。为亚洲似乎每个提出要求的一方提供培训。
这些慷慨大方是否会存在危险？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试图将这些物品传播到一个愈发分崩离析的世界，增加了与中国边缘政策的敏感触点，使得误解升级为冲突的风险大增。
华盛顿的两位国防研究人员麦克·M·迈克尔·D·斯温在最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华盛顿追求日益复杂的安全关系网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显然，北京对美国伙伴关系的增长不高兴。
在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会议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抨击了其所谓的“排他性军事同盟”，称其“无法让美国的地区更安全”。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结盟之道存在着做得太多的风险，可能引发冲突，那么另一个风险可能就是美国未能从其合作伙伴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
美国在亚洲的实力越来越由各种联盟所定义，而这些联盟中存在着许多模糊之处。如果菲律宾在南海不小心陷入暴力冲突，该地区将如何应对？或者，如果发生围绕台湾的战争——台湾是全球芯片业务的中心，中国一直计划收回台湾这块失地——与美国共同开发军事装备或欢迎延长跑道的国家会真的立刻采取行动吗？
目前还不清楚华盛顿本身将如何应对中国。许多人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各国在与美国拉近关系时迫切想要了解的。
“在我对美国有所了解的40多年里，我见证了美国经历过度自我批评的低谷和一波波的狂妄自大，”新加坡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比拉哈里·考西坎说道。“人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永久的。”
他补充说，亚洲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是，美国越日益陷入功能障碍，但“仍然不可或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为维护其他国家和经济体所需的秩序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
不同以往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现在承认需要更多的援助，而不仅仅是来自熟悉的盟友。在这个充满令人困惑的挑战的时代——加沙、乌克兰、中国、朝鲜、流行病、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核武器——他们的工作现在包括让其他人相信，谦和可以像自信一样成为美国的特征，而且谦和是一种无论谁当总统都会持续下去的战略。
今年4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当时在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任上还有最后几日，当被问及他平日里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时，他没有提到航空母舰，只提到了盟友。
“我的大量时间要么花在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上，要么花在乘飞机去拜访我的合作伙伴上，”他说。
他补充说，他与该地区的许多官员都能迅速联系到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