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道这次事件的过程中，最让一些媒体同行讶异的是，尽管油污泄漏涉及多层问题，如环境污染、民众健康、空气与食品素质等，也关系到多个单位，但至今各部门都没有召开记者会。
巴西班让码头船只碰撞造成部分燃油泄漏事件，油污清理工作进展顺利，约一周后，一些之前受影响的公共公园如东海岸已没有明显异味。大多数新加坡人将除污及污染监测的工作交给有关官方处理，都非常安心地继续过生活。
一些人也怀抱感恩的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清洁工团队穿着背心，努力进行清理工作的照片，便发表几句“谢谢，辛苦了”等言论，并赞扬政府的高效率。
然而，记得漏油事件一天后，油污染黑圣淘沙岛海岸的消息于上星期六传播开来时，许多民众还是相当惊讶和慌张的。对于为何会发生此事，且没有及时缩小油污影响范围，不少人也有疑问，或想尽绵薄之力，让事态尽快好转。
所谓关心则乱，在一些通信应用如WhatsApp上，充斥着一些人们转发的不准确信息。南部拉扎鲁斯岛（Lazarus Island）上一只翡翠鸟，全身布满黑油且因此无法起飞的画面在网上被转载后，更多人也担心周围海域及海岸生态是否受严重影响。
尽管这不是新加坡海域首次发生船只漏油事件，但由于事发时最先受影响的，是新加坡最高尚的海边豪宅区与圣淘沙这个旅游胜地，引来国际媒体都聚焦事态发展；一些学者受访时也说，公共海滩上明显的油渍，让事件的“能见度”更高。
不过，此次事件值得探讨的是，新加坡政府在重视展现高效率并维护国家形象的同时，是否因自身在危机处理与信息管控的过程中，扮演强大及主导的角色，过于求稳而牺牲一些让公民更积极参与的机会？
诚然，在很大程度上，因清理海岸的初期工作涉及风险，民众直接接触油污必有安全隐患，交给专业团队处理或是最佳方案；但另一方面，在这种重大且较罕见的环境污染事故中，尤其是关心环境治理的民众若完全被隔绝在外，仿佛自己什么都帮不上忙，无奈感也会加深。
对此，一名友人在事故后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指出，其实新加坡的决策者在经历三年冠病疫情后，已更能掌握在重大危机发生时，要如何有效地管理跨部门对民沟通的技巧，在这次事件中也有所体现。他进一步形容说，新加坡政府从疫情时期吸取的教训，是必须与民众保持“一臂之遥”（keep the people at arm’s length）的关系，既让大家有“参与感”，但政府还是维持领导角色。不过，这偶尔让人感觉政府若即若离，或觉得“参与”没有很大的意义，久而久之民众参与的热忱或许会减弱。
以此次事件为例，由于星期六海岸被污染的新闻铺天盖地后，好些人积极献策，表达想要帮忙，国家公园局很快就设立志工报名表格，短短一两天内竟有1500人报名。出于好奇，笔者也在表格上提供个人联络信息，不到一天就接到通知。电邮中说，清理工作正进行中，情况受到控制，清理工作因存在安全和健康风险，继续由国家环境局委任的清洁工负责，但民众可以参与“公园巡逻”工作。电邮中没有提及巡逻的具体职责。
或许这是杞人忧天，但笔者认为，公民身份的渐渐萎缩，往往不是自然现象，而是长时间下来因国家在培养公民参与上的“投资”减少而导致。在新加坡，我们很少带上“自己有公民责任”的脑袋，很多时候将政府当成服务提供者，觉得政府是我们寻找产品与优质服务的答案。人们在提出问题并希望政府解答与交代时，若经常换来的是一句“政府会处理好”或“一切受到控制”，即便是在大家日益关注的环境课题上，或许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相当可惜。
当然，除了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新加坡政府在与媒体接触时，也愈发占主导地位，间接控管和形塑舆论走向。在报道这次事件的过程中，最让一些媒体同行讶异的是，尽管油污泄漏涉及多层问题，如环境污染、民众健康、空气与食品素质等，也关系到多单位，但至今各部门都没有召开记者会。很大程度上，许多信息的发布是通过经多部门协调的联合声明，或部长的社交媒体贴文。记者在追踪提问时，也经常被要求直接参考已发布的信息，或单位回应的内容并不会偏离这些公开信息。
在与媒体同行的交流中，我们如今很常感叹，在新加坡，年轻的记者少了学习和模仿的好榜样，以更好地扮演中介者与监督者的角色。整个媒体行业如今的困境，一方面或因自身资源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扮演的主导角色有关。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或许希望时刻维持主导权，确保能准确传递想告知阅听大众的信息，但它也必须警惕，不应从而削弱媒体与公民在社会中能参与及发挥效用的空间；尤其必须让媒体尽本分，以公正、客观且恪守专业伦理与规范的方式采访与报道，以此增强新闻品质，建立与民众的信任。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 编辑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