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天是个令人不安和动荡的季节，即使除去俄乌战场和加沙战场，在亚洲的尼泊尔、泰国和孟加拉都发生了不属于正常情况的政权更迭，而且它们在国家发展上也都具有经济情势恶化、社会矛盾加剧、难以走上稳定发展的共性。
以孟加拉为例，其沉疴宿疾、政治症状表现为殖民统治的后遗症、门阀政治的渐冻症、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外伤导致的败血症、庸医误诊的药毒症等并发症，不妨称之为“孟加拉综合征”。这一症状的日常表征为社会发育的迟滞和产业迭代的锁死，终极表现就是正在孟加拉上演的“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中国研究者石磐启语）。
须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孟加拉事变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理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稳定和演化趋势，认识未来孟加拉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政治情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症状并非孟加拉独有，而是在南亚乃至东南亚和非洲广泛流行，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的通病。只是因为在孟加拉尤其具有典型性，故被称为“孟加拉综合征”，并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导着这些国家的政治走向。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孟加拉综合征”正日渐明显地屡发于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这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自古就有解读兴衰、纵论成败的传统，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国家的兴衰史和成败史，无数人从中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规律。笔者最近正在讲读的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这一问题。在作者、经济学大师阿西莫格鲁的眼里，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是什么？他认为是国家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差别。
他认为，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之所以变富裕，是因为国民推翻了掌控权力的精英贵族，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更广泛分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须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为英国（准确地说是英格兰）在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促成了政治转型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转型。国民成功争取到更多政治权利，而且利用这些权利来扩大自身经济机会。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演进轨迹，并在工业革命达到高潮。
真正的经济成长和富裕，被认为与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联，而从殖民地、封建或部落社会延续下来的汲取性制度，通常导致迟滞和贫穷。但这不意味该情况下完全无法创造经济成长，也不代表所有汲取性制度都是相同的。苏联、韩国（汉江奇迹时期）和孟加拉（哈西娜统治15年经济成长期）各有很大差异。
然而，即使汲取性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但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宽容和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偏向于汲取性，不会产生可以带来创造性破坏和科技变革的诱因。政府可能短期间借行政指导和指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经济成长或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的苏联、1997年之韩国和今天孟加拉的情况。
冷战时期，即使在苏联达成快速经济成长时，经济各层面却很少发生科技变革。凭借投资大量资源在军事和军工领域，苏联得以发展出部分先进军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太空和核武竞赛中领先美国。然而这种缺乏市场转化、创造性破坏、没有广泛自由企业参与的成长，最终无法长期持续。
和一般认知不同的是，有权力的统治群体，通常可能反对经济发展和必然带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不只是出现更多工厂和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打工人的过程，也是教育普及民智提升、社会开始多元化和走向激烈转型和持续动荡的过程。
为什么有权力的社会精英，未必愿意建立真正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传统政权中，统治者和官僚精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不会有意改变现有制度，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既有政治权力。作者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集权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统治者和传统精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包容性制度，这也是正在孟加拉发生的事情。
此外，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被制度本身产生的内部张力所损毁。因为汲取性政治与经济成长一般会产生矛盾的倾向，制度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军方或者民粹主义者——可以压倒或胜过这些“老钱”而接管政府，就可以成为享受发展财富和权力的新人。如同罗马帝国和玛雅城市的崩溃所显示，政府掌控权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激烈内耗，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如同今天发生在达卡的那样。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一是，即使一个汲取性制度下的社会，初期达成若干程度的政府集权和经历，哪怕一个世代的“无发展”型经济增长，也最终无法持久。事实上，为了控制这种内卷和汲取性制度的内耗，往往导致政权更迭、内战和大范围的法治荡然无存。这是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南亚国家的常态。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所强调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化退潮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变革，往往伴随着政治变革的需求，而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无论是在全球化时代还是风谲云诡的今天，我们更须要警惕和避免汲取性制度的出现，努力构建开放多元的包容性制度，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作者是成都市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