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从来是社会面对危机的关键因素。东亚现代化的先声明治维新，在象征明治维新开始的《五条御誓文》的第三条就说：“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人心不倦，是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
“中国时刻”与“垃圾时间”的论述都有“历史”二字，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有人心潮澎湃，要成为历史的造浪者。多数人面对历史洪流，则更像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浮荡于激烈变化的千百重浪，时常恐惧一个巨浪打过来，下沉数十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将人抬高数十百丈，惟恐“时代像那怒海，令我随处打转”（叶振棠《浮生六劫》歌词）。人无法自外于历史，面对历史巨浪，惟有理解，与浪波共舞，修练面对历史的心魂。
《基地》起落的镜鉴
《基地》是被誉为世界三大科幻小说家艾西莫夫的经典名著，堪称艾西莫夫笔下最具历史意识的科幻小说。具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就知道《基地》脱胎自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艾西莫夫本人自言小说的灵感是“把它（《罗马帝国衰亡史》）改头换面”。小说里，数学教授谢顿发明出“心理史学”的计量模型，预测已有1万2000年历史的银河帝国必将崩溃，认为整个银河都将经历3万年的悲惨无序状态。银河帝国也就是罗马帝国。
然而，历史若然命定，那就没有故事可说，也写不出长达七册的长篇小说了。面对历史将抵达的未来，谢顿构想出气势恢宏的“基地计划”，穷后半生精力，设立两个在银河帝国边缘的科学据点：第一基地（简称“基地”，由自然科学家组成）与第二基地（隐身在银河舞台幕后，由心灵科学家与心理史学家组成），力图将3万年的动荡岁月缩减为1000年。谢顿及伙伴也就是“最后的罗马人”（Last of the Romans），像查士丁尼大帝与贝利萨留一样，中兴帝国，小说里的“基地”也就是东方的君士坦丁堡。
从《基地》里可见两种面对历史危机的应对之法，一是建立社群，或许无法改变宏大的世界，但人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社群，在乱流里本自具足；进一步则是作为复兴的种子，扩及整个社会，也可以“去中心化”地说，若大家觉察到危机，每个人都在所属社群谋求应变之道，这些社群相加，也就是整个天下，每个社群的改变，能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
其次，则是怀抱对社会的爱与诚。在《基地》里有场著名对话，负责审查谢顿的官员认为他“骚扰了京畿的安宁”，质问他：“生活在银河各地的千兆子民，没有任何人能再活上100年。我们为何要关心三个世纪以后的事？”谢顿顿了顿首说：“我自己还剩不到五年的寿命，可是，我对未来关心至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我个人认同‘人类’这个神秘而抽象的概念。”以他无畏的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感染2万多名学者，自愿流放到银河帝国的边缘。
善败者不亡
危机自古无处不在，如何应对危机是每个文明的必经之路，我想起中国的《汉书》尝言：“善败者不亡”。这句话从现代来看，似乎有点古怪，败与亡在现代汉语经常混合起来，组成“败亡”，失败之日，就离赶下历史舞台的日子近了，屡败之余怎么不灭亡呢？难道是曾国藩上呈朝廷“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的文字游戏？
但在古典汉语里，语言是单音节的，“败”与“亡”是不同概念。“善败者不亡”，是指在失败之余能重整旗鼓，虽有损失，但根底还在，组织的核心元气犹存，每次失败都能汲取教训，东山再起。《汉书》所举例子，即是春秋晚期，楚国为吴国奇袭，首都郢被破，昭王出奔在外，但得到父老民心的支持，还有楚国忠臣申包胥感动了秦国发兵支援，最终成功复国。
《汉书》所说的“善败者不亡”，就在于是否得民心。民心在，则虽然有挫折仍能克定，内有父老支持，外有忠臣死战，事犹可为。
人心向背，从来是社会面对危机的关键因素。东亚现代化的先声明治维新，在象征明治维新开始的《五条御誓文》的第三条就说：“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人心不倦，是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
肩负命运的历史心魂
谈了许多面对历史危机之道，那什么是历史，历史对一般人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像德国诠释学家伽达玛尔所说：“人永远活在历史之中，而不能站到历史之外，吾人当下所使用的观念、语言、所承受的制度风尚，莫不是传统的传承的结果”（关子尹译），人无法摆脱历史以面对自己所处的境地。
专攻马克思主义的波兰政治思想史家科拉科夫斯基就说：“我们学习历史，不是要知道如何行事或如何成功，而是要知道我们是谁。”
历史是时间的产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就认为，历史的原始意义就是人存活当中，心智活动向时间维度的开展。这种心智活动有“非真实”与“真实”两种，前者使人“自我迷失”，后者则能“自我掌握”。
“活在真实中”却是痛苦的，要打破种种习惯的舒适，抛掷到未知的恐惧里，海德格也说要打破“自我迷失”的困局，则人们必须以忧惧之心，把自己从安逸里抽离，置于“不自在”当中。
“不自在”是理解历史的起点，达到“了解之同情”，才能了解我们的历史处境。面对历史洪流，狂喜与极悲都是不解的表现，通过极端的情绪麻醉自我罢了。作家梁文道就曾引述业师关子尹的观察，很欣赏德国学者佩里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笑与哭》，认为笑与哭这两种极端情绪表达形式，其实都是人类理性无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诞，我们哈哈大笑；遇上避不了的痛楚，我们嚎啕大哭。可是哭笑毕竟不是常态，真正在人我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微笑。
基于佩里斯纳的论点，在笑与哭之外，梁文道认为“学习哲学，如果学到一个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与理智的无能为力，我们或就能测量其间的鸿沟，越出情理之上。虽在人世，又与世间一切相隔，从容而有进退余裕，这是不是佛像脸上的微笑的意义呢？”
面对哲学的困惑，微笑是通悟的果；但面对历史的悲剧、浩瀚的历史感，即便理解，也不容易生出微笑，或许更多的是苦笑。要掌握自己的历史，肩起历史的重担，哲学家劳思光（也是关子尹的老师、梁文道的师公）在《历史之惩罚》尝言：“人类欲改变其已有之遭遇，或创造某种较合理想之未来，亦必须寄望于一串活动之累积，而不可幻想某种恰如人意的外在改变。”
这或许就是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与经验历史的人同行，与他们同苦、同忧与同喜，负起历史的重担，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锤炼出肩负时代命运的历史心魂。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