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内环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大楼里，接学生的家长、送餐的外卖员熙熙攘攘地往三楼奔去。中午的课铃一响，孩子们的嬉闹声、家长的叫嚷声顿时充斥整个空间。
是的。这里是一所教培机构的所在地。大楼外没有任何标识，只有电梯旁一块不起眼的指示牌，低调地引导家长们到孩子上课的地方。
一转眼，中国政府出台“双减”政策，勒令减少全国中小学作业负担、关停营利性校外补习机构已三年。根据中国国务院在2022年发布的“双减”报告，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12万4000个压减到4932个，压减率96%，反映行业整体陷入沉寂。而今，在这个家长需求依然殷切、各地政府急需提振消费的夏天，补习行业正在低调中重出江湖。
《联合早报》上周走访上海多家教培机构发现，今年面向中小学生的暑假课十分紧俏。其中两家大型教培机构的暑期课已基本满员，望门兴叹的家长只能等来临的秋季学期。
个体户式的私人补习老师的业务也多得也忙不过来。在江苏省经营英语培训工作室的英语老师刘小芸（化名，32岁）告诉本报记者，为了应对翻倍的学生，她专门增聘了两名老师，但仍有学生排不上课。
不过，记者走访也发现，当前火热的暑期课许多是被包装成素质教育——即思想道德、能力与个性培养课程，掩饰学科补习的主要目的。比如数学课被叫作“逻辑思维”，语文课成了“人文课”“博文美育”，英语课则化身“语言课”“彩虹与故事会”。
儿子上小学六年级的上海房屋经纪王斌（化名，34岁）受访时说，上海家长对于教培机构这种“巧立名目”的操作已不陌生。
从主要教培公司财报上看，数据显示多家企业的业务都见起色。新东方上星期三（7月31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集团学校及学习中心同比增加277间，教育新业务营收同比增长50.3%，非学科类培训报名人数约87万5000人，比上一财季增加146%。
其他市值靠前的教培公司好未来、学大教育、昂立教育，最新公布的业绩增长也达到35%至50%。
补习其实从未完全中断 私教课程反而更贵
受访家长坦言，过去三年学校虽然禁止学生上校外学科类培训，但许多家长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私教补习，结果花费比到教培中心或补习学校更高。
王斌的儿子目前在私教家中补英语，他身边的家长也多少都会给孩子报一到两门课。上海外企职员王女士则为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报了语文私教课。
王女士受访时说，学科培训在上海“一直没断过”，只是改了名称或形式，或从线下转到线上。
她透露，即使家长不主动，当孩子成绩落后时，班主任也会暗示家长为孩子安排课外培训，“毕竟班级成绩会纳入老师考核”。
在学费方面，王女士的女儿过去上大班课，学费为每节100元（人民币，下同，18.5新元），现在上私教则是400元，贵了三倍。
配合“双减”政策，中国官方2021年曾推出学科类校外培训政府指导价，由各地自行定价。北京和上海当时将线上课程收费标准定为每课时（30分钟）每人20元。
不过《联合早报》发现，目前教培机构的收费远超这个标准，35人大班课两小时收费可达250元，八人小班课收费更是高达440元，人数越少学费越高。
分析：地方政府缺乏强打教培动力
这一波校外教培行业的回暖，除了市场需求外，也有中国大环境的原因。
在江苏开工作室的刘小芸说，当地教育局双减办公室曾透露“7月放开”的消息；上海一家教培机构的课程顾问也在电话中称，“政府已经在慢慢放开”。另一家机构则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机构能提前收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有消息会提前停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熊丙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有的地方教育部门目前采取默许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有学科类培训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经济环境等诸多原因，只要家长不举报、不出现退费纠纷、媒体不报道，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国务院官网上星期六（8月3日）发布促服务消费“20条”，教培消费被作为需要激发活力的“改善型消费”列入其中，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非学科类公益课后服务，但未提到学科类培训。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三年前“双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官方这次在“20条”中放开大部分教培消费，可看作对过去一刀切政策的纠正。
傅方剑指出，上述“20条”未提学科类教培，显示官方不鼓励的态度，即不会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放弃当初整顿学科类教培、保证教育公平的初衷。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不会明文撤销当初的“双减”文件，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为教培行业的重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振，教培行业是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环节，地方政府面对稳增长与保就业的压力，考虑到整个经济形势和市场信心，不再具有像三年前那样针对教培行业的动力。
中国经济学者、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陈波受访时分析，官方“不管制就是放开”，只要有市场需求在，就会有企业生根发芽。
另有观察人士点评，当一项政策无法明显判断其好坏，监管上又难以执行时，较好的做法是先放开，之后再通过行政纠错进行调整，“最不好的情况是在立法层面不承认其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又纵容，这带来的结果就是选择性执法和普遍性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