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决议》也提到要鼓励各级党委“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但主环境仍是压力型的，天天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包括三大板块，共15部分、60条、300余项改革， 并确定要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80大庆前完成。会前，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许多人期待，此次三中全会即使不能像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开辟一个新时代，至少也要像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重启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更多人认为，鉴于中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国家安全会是首要考虑，因此不能够期待新一轮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大规模调整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大。
《决议》果然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方针：“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改革的重点不在眼下的困难，而在释放长期增长的潜力。总的色调是“市场趋弱、监管趋紧、安全优先”。于是有些人失望，认为这些举措对近期增长影响甚微，没有针对房市泡沫、地方债、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失业率、外资出逃等问题的应对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之熵
“习式改革”的主要特点，一是制度建设，二是全面深化。《决议》围绕着“体制机制”的条目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文化体制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国家安全体系；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等等。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看上去各方面齐头并进，“四梁八柱”一块搭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2012年的十八大就确定了。这种方式似乎来自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耳熟能详且朗朗上口的唯物辩证法。官方讲：“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具体到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并以此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从认识论上讲，这一套有助于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从方法论来讲，它又非常难操作化 （operationalize）。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这一套他在战争中运用得炉火纯青，但在建设时期却出了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灾难。建设讲的是科学和实证，辩证法往往沦为忽左忽右，让人琢磨不透的诡辩，将人绕得云山雾海，不得要领，也容易为进展缓慢打掩护。
但中国的体制也有优点：少扯皮、能够雷厉风行、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也可能集中力量办糟大事，比如大跃进。相比之下，西方扯皮环节太长，达成协议后往往就干不了大事，因为大事在相互妥协中化为小事。在具体政策层面，中国的体制并没有耽搁系列决策，如这次三中全会中的延迟退休、财政改革、放松土地制度、新税制（房产税、财产税等）、发行国债、户籍改革、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一步开放经济（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等）、促进生育政策等等。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但一般都能够适时纠错。
制度建设的雷区
仅仅建立起各项制度是不够的。十几年来各方面制度建设硕果累累，在纸面上非常引人入胜，似乎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制度建设的效果必须经过检测，因为实际效果往往与初衷大相径庭。例如党政制度改革并没有消除腐败、不作为、躺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痕迹主义更是新制度的产物。过度集权损害制度的权威——干部只会围绕着活的权势人物转，而不会围绕死的制度转。过度集权还会压缩下级的自主空间，造成创新和活力不足。
虽然《决议》也提到要鼓励各级党委“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但主环境仍是压力型的，天天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
再如任期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在接受文革等的惨痛教训后，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也是领导岗位上不断有新鲜血液、新动力、新办法的保证；废除它是对制度建设的沉重一击。再如大规模，高烈度，长时期的反腐效果不佳，也是权力过度集中的结果。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角色”，但外界看到的却是“民退国进”，民企很难同国企争平等地位；这次全会干脆不提这一条了。在集权之下，任何制度规矩甚至法律都有可能被置之脑后、弃如敝屣。
新华社专稿《改革家官方》被撤，或许可以改革的困境来解读。文章列举的改革措施和愿景都非虚言，取得的成就也不可否认，尤其是在环保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但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大框架，都没有根本突破，都是在既有框架中的调整，无法根治原体制的痼疾。一个“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政改从观念、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组织形态都在复旧。突出理想信念、加强纪律监督、靠高标准和严要求来保持党先进与纯洁性，然而世情变了，这些原教旨的软件不灵了，反而强化了原体制，保留腐败特权的土壤。在经济改革上比较全面地接受一整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价值、组织和运作方式，也引入资本主义的痼疾：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通胀，债务，产业链外迁、失业、楼市和股市的泡沫、金融风险、财政和贸易赤字等。中国也染上资本主义的原罪：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
两者都有优点：市场经济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改变经济社会数千年的停滞；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社会稳定，决策和执行力，科研、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公共安全全面进步——尽管仍达不到西方国家自以为是的标准，政府支持度居高。中国目前享受着两者之利。但两者都有缺点：如果市场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看完全可能；大政府又产生腐败，特权，不自由，不安全，缺人权——从苏联的情形和当前中国的一些顽疾看完全可能，就有可能造成两个世界之弊叠加的噩梦。
新社会主义的突破口
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呢？这里须要脑洞大开的思想解放。在政治上的突破口，恐怕要在法治和全过程民主上寻找。在经济上，中共现在也落入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圈套，刺激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堕落的一面。如果人民只满足于小康消费，而不愿意张扬消费，对于从清贫年代过来不久的中国人，日子也像天天在过年，很知足；勤俭节约——细水长流，吃穿不愁的美德仍在。消费主义就是否定这些美德，通过破坏环境、消耗资源、铺张浪费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让人们永远围绕着钱拼命内卷。
强大的生产力和产能是保民生基本盘的必要条件，但在资本主义它必须通过就业产生的市场需求，方能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就是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也能保住基本盘，尤其是人工智能（AI）时代的经济增长会与就业逐步脱节，有高速增长也未必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保基本盘有两种途径。
第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险和救济等， 可以通过常规税收来提供资金保障。
担心背上福利国家的负担是资本主义思路，算的是资金账；社会主义国家应更多算实物账，产能账，并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机制和政策将二者盘活，而不是盲目遵从去产能、保利润的资本主义逻辑。这才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
第二，直接掌握生产和供应，直接算实物账，用毛时代的口号，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那时候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现在是过剩经济，求不应供。由于AI和智能自动化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产业的零边际成本，无人工生产可逐步实现，使生产同就业彻底脱钩，也不受资金价格的制约，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为生活而生产，将利润这个环节去掉，这正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以前没有条件实施，并不等于永远无法实现。无人工生产主要用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UBI），使每一个人都有安全保障。
基本盘之外就是竞争盘：高科技、新产品、创新创业，市场仍发挥传统的作用。但有一点不同：在以上基本盘的保障下，任何人都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创新创业，真正实现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杜绝就业市场上的人才资源错配、浪费。重要的是要保证竞争盘不侵蚀削弱民生的基本盘，使二者各得其所，各司其责。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