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今年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岁冥诞，各界人士为纪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唤回对他的记忆，并通过重温他生前的言行和奋斗历程，反思过去，瞻望未来。
李光耀为新加坡立下了不朽功业，在国际上也曾做出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备受尊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并非完人，不可能没有过失，他的历史功过，史家将来自有定论，但这不是百岁冥诞纪念的重点。综观这些活动，重点多放在他的政治洞见、高瞻远瞩、务实果断、敢于担当等超凡品质，如何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以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合作，发挥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并发扬他的政治和精神遗产。
他生前的演讲音频及视频片段、对国人语重心长的反复劝导、铿锵有力的“警世恒言”经典名句……不断在活动会场和网络空间回荡，引起不少反响，让人怀念不已，抚今思昔。
由于曾经和李光耀有过交集，我也受邀参与其中一些活动，包括《联合早报》为纪念他的百岁冥诞而做的播客访谈、在早报为纪念本身百年大庆而做的口述历史中回忆他与早报的互动、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这本为纪念他而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座谈等。
这些我直接参与的活动，以及我以观众身份出席的其他活动，让我有机会回顾与他的交流，唤回一些记忆片段。这些片鳞半爪的回忆点滴，与这几个月来关于他的铺天盖地的宏观叙事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或许还有一点“拾遗补漏”的价值，可能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且摘选三两件，与读者分享。
“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背后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今年8月31日出版了总结其政治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凝思集》第三辑，书中提到2011年大选期间，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面对工人党的严重挑战，李光耀发出（若行动党败选）“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的警告。他说，李资政的这番言论激怒了阿裕尼原已不满的选民，对选情造成了冲击。他披露，李光耀在竞选期间曾发电邮向他道歉，并说会发表声明，但声明最后没有发出来，他对此感到失望。
杨荣文的这番话，让我想起12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的大选在4月27日提名，5月7日投票，提名之后激烈的选战立刻开打。阿裕尼集选区更是短兵相接，刘程强领导的工人党队伍来势汹汹、攻势凌厉，杨荣文领导的行动党团队虽处于下风，也不甘示弱，大力反击，形势非常紧张，媒体当然也紧跟报道。
大选期间，报馆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高级编辑也无法周休。我只能在5月1日那个星期天下午“偷得浮生半日闲”，抓紧时间跑到不久前刚开放的淡滨尼生态园去健行。正沿着湿地旁的小径前行时，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李资政通过手下打来的电话。他平日很少打电话给我，在星期天的荒郊野外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错愕不已。电话一接通，他劈头就问：“杨荣文发表了那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报纸没有刊登？”原来是问这个！这样的问题让我更感意外，我定了神，理直气壮回答：“早报有登啊！”“那《海峡时报》呢，为什么没有？”我回应：“我记得他们也有登的。”“是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显然发觉是自己看漏了，但紧接着又语带微愠地问道：“为什么英文报的年轻记者总是支持反对党？”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想搭腔，只能静静听他“抱怨”，不久电话就收线了。
当晚我回到报馆，翻阅过去几天的中英文报章，都有报道杨荣文的谈话，5月1日那天的早报还刊登在封面版，而且是两则新闻并排，主文的标题是“杨荣文：选战无关我和刘程强，而是20万居民生活和前途”，副文的标题是“杨荣文：利用阿裕尼作跳板，工人党想倾全力夺权”。相信这就是李资政所指的那篇杨荣文的“重要讲话”。
这么显著的报道，李资政竟然会“视而不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猜想是因为刘程强在提名日出其不意走出后港，破釜沉舟攻打阿裕尼，又祭出一个“皇牌”新人陈硕茂，已经先声夺人，抢到了宣传先机，发挥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因此抢占了媒体大量空间。这可能给了李资政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报章给予工人党太多宣传，冷落了杨荣文，而为他打抱不平。
这也反映了他对行动党势将失去阿裕尼集选区、损失杨荣文等几员大将的局面忧心忡忡。
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这通电话，犹声声在耳，还能感受到李光耀对杨荣文的关心。
陪部长读书
1991年的大选，行动党一口气输掉四个议席，是独立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除了保住当时反对党唯一议席的詹时中之外，另三位首次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蒋才正和林孝谆都被认为是较“草根性”的人物，前两者还是南洋大学毕业生。记得当时看到的一项选后分析认为，大选结果反映了华社的不满，因为政府“长时期漠视华社的感受”。
刚在一年前卸下总理职务的李资政因此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具体的做法，是由吴作栋总理的政治秘书陈原生安排饭局，每次邀约几位年轻部长和几位华文报高级编辑，到总统府共进午餐，一面吃饭一面用华语交谈。饭局都安排在星期六，李资政和吴总理都会列席，部长则轮流上阵，每次三四位，包括李玉全、杨荣文、李文献、马宝山、林文兴、林勋强等，有一次连胡赐道和简丽中也出席了。
这些部长我们经常接触，全用英语沟通，现在却突然改为“华语对白”，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感觉很别扭。部长们不习惯用华语讨论时政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容应对，因此常常出现冷场。
我们戏称这是在“陪部长读书”，周末加班，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还好只是三几个月一次，到1992年年中就结束了。
“肯定会有人头落地！”
1990年8月，李光耀发表了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在华语演讲部分，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可以回到1965年、重新来过，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让华族学生以学习华文为主，英文为第二语文，打好华文基础，同时灌输传统价值。小六后再用一年的时间强化英文，过渡到英文中学。
回头路当然是不可能走了，25年的宝贵光阴已经流失，狂澜再也挽不回，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他不断重提华文水准问题，到了晚年更对年轻一代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的能力忧心忡忡，不断推动母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他认为政府过去的双语政策走错了方向，因为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他一再强调每个人只能真正掌握好一种主要语文（master language），对母语程度的要求不可能太高，但却又必须维持起码的水平，因此必须改革教学方式，以富有创意的教学法维持学生对华文的兴趣。
他不断公开重复这类言论，但他的论调并不被一部分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认同。他们认为双语政策的确“走错了方向”，但那个“错误的方向”却和李资政所指的正好相反——不应该一再强调“华文难学”“一般学生无法掌握好中英两种语文”，而不断降低要求，以迎合讲英语学生的心理，只希望他们肯继续学华文。
200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年轻学者王昌伟，就写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的文章，投到早报，毫不含糊地批评李资政对双语政策和华文教学的一些观点，直言不讳。
文中有些话是相当不客气的，例如其中一段就这么写：“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接着，他说“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华校生被残酷的现实所逼，为了在教育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学好英文，过程是艰难痛苦的，但现在当学生学华文遇到困难时，政府却一直要为他们“着想”，一再降低要求，而且是一步步退让。
他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
这可不是一般批评政府政策或施政方式的文章，而是直接批评李资政的，因此交到总编室，要我定夺。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觉得这位年轻人用这种语气批评李资政确是有点唐突，但他的论点扎实，有理有据，思辨缜密，文笔锐利但还不失庄重，也没有诉诸情绪或人身攻击。这么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为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的双语政策讨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有助提高讨论的格局，不刊登实在说不过去。
既然王昌伟都敢写了，早报怎么可以不登呢？于是拍板放行。
不出所料，文章一见报，马上引起热烈的反应，报馆内外议论纷纷：早报怎么敢登这样的文章？更有人断然预言：肯定会有人头落地！那一天，很多人都在为早报和作者捏冷汗。
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
基于过往经验，这样的反应并不出奇。
李资政对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他的确感到很不悦。他向报馆和大学的领导层表达了不悦，而两边的管理层也分别向当事人传达了他的不悦。
但也只是“传达”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几天下来，两边都没有人头落地，颇让那些等着看戏的人失望。不只是几天，接下来的日子当事人都安然无恙，王昌伟日后还步步高升，升任教授，还当了系主任。
可见李光耀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的。也许是时代不同了，那个与华文教育势力及华文报关系恶劣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本人也比以前“温和”多了。
更重要的是，也许官方觉得那篇文章是一种“诚实的批评”，因此他的反应也恰如其分，不少也不多。
事隔多年，我和昌伟提起这件事时调侃他：“现在李资政走了，你少了一个批评的对象，会不会感到若有所失？”两人相视淡然一笑。
李光耀离开我们已经八年，感到若有所失的岂止我们。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