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社论
此前，中国郑州23岁小学教师吕某轻生，其遗书称：“我从未想过当小学教师是如此困难的一份工作”，除教学工作外，还要应对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悲剧让人唏嘘不已，也再一次引爆了“为教师减负”的话题。
之后，社交平台上传播的“通知”显示，一些地方为了给老师减压，安排了心理疏导讲座，并要求老师打卡、记台账、写心得。虽然，这些“通知”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但是这种“减负减负，越减越负”“以形式主义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却引发了社会普遍共鸣，或者说这些被疯传的“通知”更像是一个寓言。
《法治日报》采访了北京、陕西、河南、安徽等地10位中小学教师，他们普遍反映在日常教学任务之外确实存在大量课外负累。“原本当老师只想教书育人，当了之后才发现，教书竟然成了占比最小的那个环节”。
被老师集中吐槽的负担，既包括与教学相关的内容，比如，越来越卷的公开课、赛教、教案评选等，但更多的是与教学无关的，比如，不定时突击的检查、评比；上级领导视察、外单位参观；本地的大型活动、重要会议，要求老师上阵；学校社交公号的运营；消防教育、防近视教育、科普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甚至社区、保险公司、银行等业务，最终都会落实到一线的老师身上。
所谓“上头千条线，老师一根针”，社会上林林总总的部门、单位要开展的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业务”，甚至有的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关爱未成年人，结果都需要老师在终端落实，成为老师的不能承受之重。就拿家长经常性吐槽的手抄报负担来说，很多并不是学校、老师的主动要求，而是为了落实上级相关条线开展的专项活动。
前述的这些非教学任务，单独拆开看似乎都“师出有名”，但是叠加在一起，却成了老师疲于奔命的发通知、做统计、写总结、忙打卡、写台账、做留痕、拍照片……老师、学校的很多非教学任务，是由上级各条线、各部门将任务下派、下压的结果。学校作为相对没有话语权，但是人数众多、“易出成绩”的单位，很多时候被迫“担下了所有”。
老师的负担根源于形式主义，不能用形式主义的手段去解决，否则就是抱薪救火。
2019年，大陆政府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将中小学教师减负改革纳入整治形式主义专项工作，对影响教师教育教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集中清理，减少教师非教学任务。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这些文件都已经层层转发、传达，但是执行效果如何呢？有没有把负担减下去？
为老师减负，根子在遏制形式主义，“教学先放一放，先落实某某任务”的荒谬不能再上演。这需要教育部门真正为老师撑腰，让老师对不合理的非教学任务说不；相关职能部门要真正做到“尊师重教”，不把关爱变成负担，少一些打扰就是最好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