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中美经贸纠纷和俄乌战争之后，许多国家和企业的规划思路与资源部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加坡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也不例外，在干扰越来越频密的背景下，对于怎么确保经济正常运转、粮食不会中断等情况，也作出了一番思考。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声明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就谈到建立一个有韧性的新加坡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冗余措施才能更好地缓冲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们得明白建立韧性是有代价的”。
这包括进口商品时重视渠道多元，而不再是只从价格最低的商家进货，因此物价整体变贵了。此外，新加坡必须建立规模更大的物资储备以供不时之需，这些必需品占据更多土地空间，维护成本也会增加。
这些闲置的资源平时毫无用武之地，甚至显得多余浪费，每年还得拨出资源去维持。可一旦发生重大变故，这些闲置的物资储备与产业链冗余措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最紧要的关头提醒我们当初所谓的浪费是有价值的。
在太平之时积攒储备，遇到危机时有抗压缓冲的机制，正是建立韧性的关键所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生活的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
许多年前，世界各个角落由不同文化孕育出来、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汇聚于这片土地上，使得新加坡早期就具备非常丰富的语言与文化成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加坡的工作语言、广播和告示牌，以及各大景点与博物馆的展板等信息，逐渐变成以英文为主要语言。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有社会治理、促进各群体沟通的考量，也有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许多国人多少都懂些英文的今天，如果还要加入只有各别群体才懂的语言，那就需要安排翻译、聘请更多人提供不同语言的服务，以及腾出更多空间，安装更多不同语言的告示。这种重叠看似多余，经济效益不高，但独尊英文的“极简美学”，却恰恰令我们失去了展现与强化文化丰富性的机会。
就如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曾于2019年所言，单一的语言环境会刻意减少、简化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决定减少文化基因，变得趋同划一的那一日，便是新加坡变得非常无趣之时。”我们要简化与方便的是沟通交流，而非历史、语言与文化。
又以儿童图书为例。培养小孩对本地文化的认识、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得让他们从小就接触相关内容。然而，本地市场规模小，成本较高、印刷量少，出版商想通过制作本土化的早教内容，回本非常困难。这些读物比其他进口书贵得多，消费者即使感兴趣，看到价格也会思虑再三。在功能相似的情况下，人们干脆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外国读物，“德士”因此变成了“出租车”，“番茄”成了“西红柿”。
英文展板与母语展板，海外图书与本土化图书，功能有高度重叠的东西，个中的细微差别不易察觉，如果无法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实质的收益与成效，更难以说服人们投入的成本不是浪费。
冗余由始至终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去风险和建立韧性，保障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在经济建设上，我们愿意花钱去储备更多资源，应付不可预知的未来。在语言文化上，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要去的风险是什么？要储备与保障的是什么？只要回望我们的历史与外部环境，不难理出一点眉目。
（作者是早报校园数码统筹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