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深思，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甚或加速，除了可能失去国际优势，我们是否也正在冒着失去很多母语所承载的宝贵遗产，包括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风险？这又会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和国民精神面貌造成怎样的影响？及时设法求取一个平衡点，才是明智的做法。
最近几位老友聚餐，谈到华文华语的课题，其中一人讲了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颇叫人惊异。
话说有一天，他逗着五岁的孙女玩，听她满口英语，就叫她讲华语。讵料这个还在幼稚园的娃儿竟然如此抢白：“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讲华语！”老友说，当时真的懵了。
大家听了自然哈哈大笑，但是笑后又觉得不是味道。在幼儿园就已排斥母语，进了小学还得了吗？这个五岁娃儿为什么会对爷爷说出这样的话？明显是认知的错误。虽说童言无忌，但很难令人相信是她本身的认知。老友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揣测，这是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但对这个娃儿来说，大环境大概也就是家庭和幼儿园，除此之外，不太可能受到其他人的“熏陶”吧！一个天真浪漫的娃儿说出如此“无忌”之言，若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教导”，同样也难以置信。
在我们的认知里，华人就该懂得自己的母语，依据教育政策规定，华语就是母语。但现实情况明显复杂得多。过去不同籍贯的华人以方言为家庭用语，在这类家庭长大的孩子，母语其实是方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等等。那些进入华校的，后来才接受华语为母语。但进入英校的，则只能把家中的方言当母语，无法和华语认同。
重大心理和认知转变
1979年后，华语作为华人母语的地位才被确定（至少在学校里是这样），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看来问题又起了奇妙的变化。最突出的应该就是英语几乎已成为所有年轻家庭的家庭用语。现在应该至少超过七成的华族小一生的家庭用语是英语吧。对他们而言，家庭用语其实就是母语，因为他们一出娘胎，父母就和他们讲英语。
这一发展说明，多年来的讲华语运动并没有在大多数年轻华族家庭中扎根，反而是被边缘化了。这或是现在双语教育碰到的最大挑战。有人也因此担心，我们将最终走向单语（英语）社会。这样的担心实非杞人忧天。上述那娃儿的话还不叫人惊心吗？
就个人的社会生活体验来说，这女娃的“逻辑”现在似乎很普遍。这个简单逻辑是：新加坡人就该讲英语，否则就不能成为新加坡人。但新加坡人却不必懂“母语”，因为华语是中国人讲的。逻辑很简单，但变化很巨大，是个非常重大的心理和认知转变。本来应是以不懂母语为耻，现在则把它视为外语，反倒是以不懂英语为耻。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很奇特的转变。因为在殖民时代，华人拼命要保留自己的母族语言和文化，因此花了最大的力气办华校，英殖民者始终无法把华人英化。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是如此，因此过去我们也有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吊诡的是，殖民者做不到的事，现在却由我们自己给完成了。尽管政府硬性规定各族学生都须学“母语”（即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也一直苦口婆心，劝人学母语，但却面对不少家长的压力，要求降低母语水平，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母语学习上遭遇了难题。
在双语政策下，英语成了学校的教学语，母语只是一门课，称为第二语文，多数学生又都在家中讲英语，对母语的排斥是“自然”的。人都会安于自己生活的舒适圈，至于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也许只有少数学者会加以思考。去年10月3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张家绮博士在《海峡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许多新加坡人为精通英语付出代价》（Becoming proficient in English has come at a cost for many Singaporean）。她指出，掌握英语让我们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但平心而论，我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国人英语好了，却逐渐失去对母语的掌握。因此，必须及时盘点一下我们付出的代价，看看能否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身份认同稀释化
张博士引述该研究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所做的关于种族、宗教和语言的调查结果。这两个调查显示，新加坡人的英语能力是上升了，但母语能力却下降了。据2018年的调查，只有39%的华人受访者说自己能说很好的华语，马来族群和印度族群的比率则分别为66%和45%。这说明华语的母语地位流失最快。
这种流失意味着什么？张博士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了解和掌握多种语言是很有价值的技能。我们或可补充说，这其实是新加坡现有的多语优势。其次，她说，母语能力越来越差，意味着我们身份认同稀释化，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我们过去常表达的方式，是说会失去我们文化的根。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的“新加坡文化”。
不过，对一般人来说，文化毕竟是很抽象的东西，反正我现在生活得很舒适，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值得担心的是，这种伊于胡底的演变，会出现怎样的结果？现在我们似乎只是聚焦在学校里的华文教学问题，比如说怎样用科技来辅助教学，怎样把课文变得更生动等等，但关键问题是，母语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失去了功用，人们渐渐习惯生活在英语单语舒适圈里。很难想象，当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华语人和方言人消失后，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一代成长起来后，“母语”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张博士的文章在讲英语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或许可以反证，母语已被边缘化，懂得英语万事足的心态则益发普遍。倒是在《联合早报》言论版激起了些许涟漪。去年11月7日，《交流站》刊登读者戴文雪的投函《关于精通英语的代价》，本月16日《言论》版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佳琪的文章《单语社会遗失的不仅是文化》，都表达了对母语水平下降甚至可能慢慢消失的担忧。
渐失多语优势
这是一个会影响国家未来的重要课题。英语越来越强势，各种母语的地位和根基却越来越薄弱，长此以往，新加坡人将失去原有的多语优势。在当今之世，这一优势让我们东西逢源，并能发挥作为世界枢纽和东西文化交汇点的角色。放弃这一优势，犹如自毁长城。
在急速转向单语的过程中，许多国人不知不觉犯上了认知上的谬误，认为我们只要懂英语，就可以通行天下。事实上，果真成为英语单语社会，我们就只是英语世界的一个附庸。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我们本应缔造一个能讲多语的民族和社会才对。
我们应该深思，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甚或加速，除了可能失去国际优势，我们是否也正在冒着失去很多母语所承载的宝贵遗产，包括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风险？这又会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和国民精神面貌造成怎样的影响？及时设法求取一个平衡点，才是明智的做法。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