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到杨瀚森《从政之难与民粹主义》（《联合早报》1月29日言论版）一文，有颇多不可理解之处。
此文首先提到易华仁被控一案，此案当然还在审理之中，不应多言。但杨文中提到易华仁与王明星的利益输送“颇有好友交往历程”的观感。我们普罗大众确实不了解上流社会的生活，我不知道杨先生与别人来往，是不是也动辄38万多元？反正我积攒多年积蓄咬牙买一套组屋的价格，是远远低于这一数字的。
光是凭借部长身份获得的F1门票就值14万多元，只能说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记得有一期电视节目采访老年独身者。有位老妇没有稳定工作，70多岁了还在牛车水旁的小餐馆帮忙。记者问她如果每月有多少钱就比较满意，她的回答是要有300元就好。我不知道每月300元要多少年才能攒够那些赛车门票钱。
不希望社会赢家变得傲慢
新加坡存在一个有能力引领整个社会不断向前的精英阶层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精英阶层已经失去与下层民众的共情能力，那将是可怕之处。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社会的赢家，在享尽社会繁荣与稳定的红利之后，还嘴角总是挂满了高高在上的傲慢。
我也不认为“不涉及现金来往交易”（杨文语）可以成为获得原谅之处。即使是在人民行动党的行为准则中，也明确规定来往礼物的物品要求，更何况所牵涉数目如此巨大。
我所在的图书馆现正调查一起馆员给自己亲属私自制作会员卡的事例，就是没收到亲人的四年共40元的会员费，却办了会员卡。数目虽然不大，但与权力（哪怕我们这儿只有芝麻绿豆大的权力）及利益相关，我们还是决定彻查。按杨先生的意思，国家领导层难道比我们普通百姓的道德要求还低吗？杨先生的“辩护”，我看是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都不愿看到的吧。
文章口口声声提到从政艰难，如此替政治家着想，确实用心良苦。但人生一世，又有几人轻松过？新加坡内阁成员固然责任巨大，但本地又有多少中年人的生活轻松惬意？只不过各有不同的艰难而已，上层有上层的苦处，下层更有下层的悲哀。但社会上层的艰难，至少还有杨先生来主动体谅，普通民众相对可能就缺乏发声通道了。这不只是新加坡如此，而是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皆如此。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杨先生关心候任总理10来年间就满脸沧桑，但我们小民10来年间不知是不是能够华颜永驻、青春再来？
部长的难处，文章总结之下就是裸薪制，还有可能因选战失利下台，部长比起全球顶级企业的总裁收入差很多。这都是老调重谈，每隔几年都会再来一次。
先说一句，我可被划入建制派。原因无他，我所在选区的议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再加上我对近些年来的政治治理持正面看法。但这不代表我同意执政党的一切，包括超高的薪资。尤其是不必将所有反对超高薪水之人，都归到反对党的头上。试看这个世界上，即使有钱如美国，其总统薪水也远低于本地政治家。如果反对薪水比美国政治家还高就算是民粹，那全世界又有几个国家人民不民粹呢？政治家当然不能总与其他职业相比，更何况能做部长的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够管好企业。
我的学界朋友中，有能精通七八国语言的伟大学者，但论起收入，可能还不如本地杂菜饭摊的摊主（没有任何不敬，只是觉得摊主收入挺高）。话说回来，你选择一个行业，收入至少不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一个学者都可以为了爱好与抱负，而选择一个明显收入不高的行业，那么政治家这种对于道德有更高要求的行业，为什么总是以金钱来作为吸引人加入的最重要诱因呢？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不少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
话说一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限度之后，边际效应就会递减。我们普通人每年多个几万元就会乐开了花，但年薪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的惊喜，就远没有起步时那样强烈了。而且，新加坡高薪的企业家无数，钱固然赚了不少，但就社会地位与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又怎能与部长相比？有钱之后，希望能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金钱之外，是人类共通的理想。这也是从政所能给予人们最大的酬劳与报答。
说起从政艰难，执政党固然有执政党的难处，在野党似乎也不是躺平等赢；更何况就资源上而言，在野党能调动的就更乏善可陈。不但只是每隔几年等大选时才有机会受到注意，像杨先生这样主动来说好话的人少之又少。这些还在其次，本地在野党最大悲哀，其实是新加坡民众的心理设定。极为现实的本地人中，不少其实是拿在野党来做为敲打执政党的工具。因此在野党中很多人对新加坡的付出，往往更容易被我们所低估。尤其是像刘程强先生这样的政治家，他如果全心投身商业领域，恐怕会过得轻松得多吧。所以，大选还远未开始，杨先生就提前消毒，大可不必。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