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经济低迷并不是忍耐几年就能恢复的周期问题。既然原因是已经扎根于财富分配扭曲的结构问题，如果不对结构进行改革，无论过多久都无法恢复。
中国经济增长失速引发全世界关注。最大原因是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的房地产，遭遇前所未有的不景气。去年的住宅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分别减少54%和59%，十分惨淡。
由于政府的强力介入，所以没有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开发商破产等泡沫经济崩溃的急性症状。但是，感受到房地产价值下跌的业主，正进入节约模式，致使消费持续低迷。同时，出售城市用地所得的收入占地方政府总体收入的三成，也令地方财政收入遭受重创。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泡沫经济缓慢崩溃期”。
房地产市场前所未有的不景气，源自2020年开始的过度房地产泡沫抑制政策。假设没有这些政策，中国经济今后是否也能继续保持每年5%的增长呢？笔者认为不可能。目前，中国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十几年来一直依赖贷款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极限。
产业的设备投资、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合计的投资额，从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到2023年的15年间，累计达到71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33.6万亿新元）。而且财源大部分是有息负债。
这一庞大的投资在此期间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有很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资、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等。效率低的投资无法偿还贷款，这样，在中国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量积压了质量差的“资产”和潜在的坏账。
如果是普通国家，泡沫经济到此就崩溃。用人体来比喻的话，就犹如吃了不好的东西后呕吐或腹泻一样，会把毒素排出体外。但是，中国政府抑制了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向无法还债的僵尸企业斡旋展期或续贷（实施“隐形政府担保”）。由于强力介入，因此泡沫经济没有崩溃，毒素却一直滞留在体内。
这里的毒素是指本来作为坏账，应该注销的债权和利息。打另外一种比方来说，用于无效投资的信贷，就像公司雇用业绩不佳的员工，而这些信贷的利息，就像支付给业绩不佳员工的高薪。如果这类员工不断增加，公司将不堪重负。
中国一直推迟对积压坏账的处理，结果成了展期续贷排挤新贷款，而成为以支付无意义的利息，进行不正当财富转移的国家。据笔者粗略估算，中国财富转移规模每年达4万亿元，占GDP的3%。财富转移受益的是拥有大量资产的国有部门和富裕阶层，吃亏的是背负房贷的家庭和成长中的民营企业。中国本来就是政府、国有部门等“官方”得到较多财富分配，百姓得到较少财富分配的国家，而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均，扭曲经济增长模式。
房地产泡沫的缓慢崩溃，只不过是中国经济整体资产负债表劣化现象的一个侧面。过激的房地产泡沫控制措施，让经济低迷提前几年发生，即使没有这些政策，厄运也在所难逃。
总理李强3月份在全国人大报告中表示，为了支撑经济增长，将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的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而且不是一次性，而是未来几年持续发行。这应该是回应要求中央财政出动的内外呼声的措施吧。
但是，股市并不买账。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总理报告中没有对严重的房地产问题和地方财政危机出台新对策，感到失望。
另一个原因，难道不是没有看到对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的态度吗？现在的经济低迷并不是忍耐几年就能恢复的周期问题。既然原因是已经扎根于财富分配扭曲的结构问题，如果不对结构进行改革，无论过多久都无法恢复。具体地说，就是为处理坏账或增加对国民的财富分配，须要谋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地方财政危机而言，财政收入依赖的丰富土地收入再也回不来，因此，对财政收入和（与中央的）支出权责问题，有必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但是，处理坏账会进一步阻碍景气，完善社会保障和地方财政对策，对中央财政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正如人们常说的，如果“习近平主席重视国家安全多过经济增长”的话，要在一段时间把增长率设得低一点才行。
今年没有降低“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因为习近平为了实现三连任，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公约，还承诺“到2035年人均GDP将与中等发达国家持平”的数据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也须要继续保持4.5%以上的增长。他不想降低增长目标，得到“如果这样，为什么要连任”的骂名。
如果今后想处理结构性问题，同时保持经济增长，中央财政须要更大胆地发行国债来增加支出。如今已成为可与日本匹敌的对外净债权大国的中国，能在国内消化大量的国债发行（注：2022年底的对外净资产额，日本是418.6万亿日元（约3.74万亿新元）、中国335.8万亿日元、香港233.6万亿日元）。但是，中国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国民之间，“大量发行国债的话，不久通货膨胀就会击垮经济”，这样的固定观念根深蒂固。
习近平政府如果解开束缚健全财政的绳索，暂时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能慢慢解决结构性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更会和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相似，所以对此有更大的抵触吧。
无论如何，如果犹豫不决，无法消除经济低迷的局面，地方财政危机、社会不安将进一步加剧。如果不被逼到“国家安全岌岌可危”的边缘，束缚健全财政的绳索就不能解开了吗？
作者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现代中国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