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4月1日发表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王飞凌教授的文章《三观异同是中美竞争管理与转型关键》。我实在不敢苟同王教授的一些论点和论据，特写些文字，与王教授商榷。
仅争论文中观点，极易陷入白马非马之争，最后变成屠龙术之辩。所以，咱先谈论据。
《三观》一文的第一个并且是通篇最强有力的论据：从1952年到1953年，美国为了坚持给中国和北朝鲜战俘选择自己战后去向的自由，不惜在朝鲜战争中多打了15个月，额外牺牲1万多名美国士兵。
这个论据用于证明“美国政府为了维护个人自由，不惜血战到底”的观点，确实很有说服力。然而，《朝鲜战争：僵持岁月》（The Korean War: Years of Stalemate）一书（第17、18页）在说明这个道德动机的同时，也给出了“血战到底”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战俘按自己意愿实现遣返，不必回到自己祖国，对西方而言，是在冷战中极有用的宣传；二、以此建立与《日内瓦战俘公约》并行的战俘自愿遣返权，对未来与共产国家的军队的战争中，将收获巨大红利。因为这些军队的战士知道，如果他们叛逃或投降，将不会被遣返他们的祖国。简而言之，实现这些战俘的自愿遣返，既有利于当前的宣传，更为将来的不战而胜创造条件。《三观》只提道德动机，未提美国政府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考量，恐怕有失偏颇。
至于美国参加二战，恐怕不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既然《三观》一文讨论的是中美关系，就用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考虑，来为美国的动机做个注脚。
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Elliott Roosevelt）在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就他所见》（As He Saw It）第53页中有以下对话：
埃利奥特问罗斯福，为什么要给中国援助？
罗斯福回答：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日本将占领澳大利亚、印度和中东，在近东与德国会师，完全包围苏联，占领埃及，切断地中海所有的交通线……
罗斯福的回答证明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准则：一国的价值观根源于该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于该国国家利益。
《三观》的结论是，中国须“内部变革与三观更新，其对外开放才能持续、其崛起才会和平顺利”。可惜，英国《金融时报》的美国编辑及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似乎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在2023年3月8日的评论“中国对被美国遏制的看法是正确的”（China is right about US containment）一文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是个民主政体，而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还将持续？他的答案是：即便如此，中国也不会减少对美国的遏制的愤怒，美国也不会愿意与别国分享聚光灯。
简言之，要求中国改变三观以管理好中美竞争，恐怕是缘木求鱼。
作者是英国三橡技术公司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