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对解决地方债问题、防止系统性风险有帮助，但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中美较量过程中的科技创新而言，帮助不大。
穆迪主权风险部副总裁佩奇（Martin Petch）3月19日在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中国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与政协年会）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协调更有效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更密切地配合工作。
佩奇说，中国地方政府面临土地销售下降、房地产低迷、地方债高企等问题，北京官方意识到需要更好地和地方政府协调，把政策从中央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他认为，这会让中国的政策确定性增加，有益于增加市场信心。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密切程度、配合，对中国是否能顺利度过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影响。”
参加同场研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指出，政策协调有效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他认为，这对解决地方债问题、防止系统性风险有帮助，但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而言，帮助不大。
去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10.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93万亿新元），是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向困难地区倾斜。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郭良平说，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地方政府非常活跃，一把手都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做出成绩打开上升渠道，甚至互相竞争。但这种模式导致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命令难以传达到地方，也是不可持续的模式。他指出，这种局面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之后逐渐改变，当前地方更重视执行中央指令、重视政治上的表现。
他也认为，在收紧之后，应该有适度的放松。中央对地方不能控制得太死、太紧，如果大家都怕犯错，可能导致无法创新。当前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加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希望在技术创新上突破，那么就更需要创新的、相对更自由的文化。
不过，郭良平也认为，目前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1月，中国官方在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阐明新质生产力时提到，“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郭良平说，能提出“宽容”这样的字眼，也是一种信号，表明高层意识到在探索中会犯错，需要给创新的探索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