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致富的指南没有太大的变化：将自给自足的农民转移到制造业，然后把他们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其他地方。
这套方法在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和中国以当地不同的方式定制，产生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活水平。
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成功靠的是，将大量廉价劳动力、国际技术和融资渠道，以及从卡拉马祖到吉隆坡的买家结合起来。政府提供支撑：修建道路和学校，提供有利于商业的规则和激励措施，建立有能力的行政机构，培育新兴产业。
但技术在进步，供应链在转移，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重塑贸易模式。因此，人们越来越怀疑工业化是否还能带来曾经的增长奇迹。对总人口为68亿、占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
如今，制造业在全球产出中占的份额比以前小，而中国的制造业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向海外销售廉价商品，加剧了制造业的竞争，已经没有那么多油水可榨：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净出口国、或提供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和营运费用。
人们怀疑，工业化能否创造以前那种益处，从而彻底改变事态。如今的工厂往往更多依赖自动化技术，而不是未经培训的廉价工人。
“你无法为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哈佛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专家丹尼·罗德里克说。
这个过程在孟加拉国可以看到，世界银行高级常务副行长去年称该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展故事之一”。该国通过把农民变成纺织工人取得了成功。
不过，去年，家族企业集团莫哈马迪集团董事长卢巴纳·哈克用自动化提花机取代了3000名工人，制作复杂的纺织图案。
被取代的女工在公司其他部门找到了类似的工作。“但是，当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时又会怎么样呢？”身兼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主席的哈克问道。
这些工人没有受过训练，她说。“她们不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程序员。”
最近的全球事态发展加速了这种转变。
供应链受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制裁影响，出现了崩溃，导致食品和燃料等必需品的价格升高，给收入带来了不良影响。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引发了又一串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激增，用于投资的资本枯竭。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增长放缓和债务上升的有害组合发出了警告。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鼓励企业在全球各地进行采购和销售，但这种趋势也在发生变化。不断增长的政治紧张局势，尤其是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影响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及贸易地点。
企业希望供应链既安全又廉价，它们正在邻国或政治盟友那里寻找供应商。
罗德里克说，在这个新时代，“几乎每个已经富裕的国家都曾依赖的工业化模式已不再能够带来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不清楚什么能够取代它。
服务业工作大有前途。
班加罗尔是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个高科技中心，这里可能带来另一种选择。
高盛、维多利亚的秘密、《经济学人》杂志等跨国公司纷纷涌入这座城市，设立了数以百计的营运中心——被称为全球能力中心——处理会计事务、产品设计、网络安全系统研发，以及人工智能等工作。
据咨询公司德勤，这些中心预计将在未来两到三年，为印度全国提供50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中心正在加入到数百家生物技术、工程和信息技术公司的行列，包括本土巨头塔塔咨询服务、Wipro和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在内。四个月前，美国芯片公司AMD在这里启用了它全球最大的设计中心。
“我们必须改变经典发展阶段的观念，即从农场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办公室，”总部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说。“那一整套发展模式是错误的。”
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产出来自服务业。这是个包罗万象的行业，从业者包括遛狗者、美甲师、食品准备者、清洁工和司机，以及芯片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护士、工程师和会计师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鲍德温认为，有可能直接跨越到服务业，并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服务来实现增长。这就是印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方式。
鲍德温解释说，在班加罗尔，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吸引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企业前往，相应地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和企业，形成循环。
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远程工作，从而加速了这个转变。
在这种新模式下，各国可以把增长的重点放在城市，而不是放在特定行业。“这将创造相当多样化的经济活动，”鲍德温说。
“考虑一下班加罗尔，而不是中国南方，”他说。
光靠自由市场还不够。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把重点放在建设出口导向型产业上，将其作为通往繁荣的道路。这是必由之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
他说，一个错误的信念助长了对经典发展模式的悲观看法，那就是认为增长过程是自动的：只要为自由市场扫清道路，剩下的事情会水到渠成。
各国经常受到美国和国际机构的压力，要求它们接受开放的市场和放手式的治理。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步履蹒跚，是因为政府未能保护和补贴新兴工业，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说。
“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忌，”他说，许多尝试者都失败了。但也有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成功例子。
“需要国家帮助私营部门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他说。“没有产业政策就无法做到这点。”
没有教育行不通。
最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也好，制造业也好，是否能带来全球迫切需要的那种基础广泛、规模庞大、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工作岗位正在成倍增长，但许多提供中高收入的工作都在金融和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需要先进的技能，以及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所拥有的教育水平。
根据教育测试服务机构Wheebox的数据，印度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不具备这些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
教育与工作岗位的不匹配到处可见。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布的《就业未来》报告发现，60%的工人将在未来三年里需要接受再培训，但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再培训的机会。
其他类型的服务工作岗位也在激增，但许多岗位的报酬不高，也不能出口。班加罗尔的理发师无法给住在布鲁克林的人理发。
这可能意味着规模更小、更不均衡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跨越到消费者服务行业后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生产力和收入。
但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收入的分布“极其不平等”，而且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将需要从本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获取一切可能的增长。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说，虽然产业政策至关重要，但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规模较小的服务企业和家庭上，因为它们将是大部分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
他和其他人警告称，即使如此，增长也可能是有限的，且来之不易。
“经济增长的范围已经缩小，”他说。“不论我们能得到多少增长，肯定都比过去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