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迷已久的中国大陆经济近期略有起色，但距离脱困与复甦仍很遥远，一些深重难解的问题也有暴雷可能。
正面讯号之一是制造业在经历了五个月的下滑之后，3月份恢复扩张。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出口有所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稍微提升。负面的一大讯号是房地产跌跌不休，远未见底；另外，通货紧缩压力未减，民间消费几无成长。虽然货币政策大放水，问题是借贷需求不振，过多的流动性并未流入实体经济。总理李强对此忧心忡忡，发出“避免资金沉淀空转”的警语。
经济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根据中国统计局资讯，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非制造业PMI3月份升至53，高于2月份51.4。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从2月份的51升至52.4，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从2月份的53.5上升56.2。电动车、锂电池及太阳能“新三样”浩浩荡荡输出，但欧美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前景看好的电动汽车首当其冲。
中国大陆过去经济成长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近年亟思摆脱这个发展模式；而且为了应对美国科技卡脖子，必须致力于制造业的发展，力求推动电动汽车和再生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与欧洲现在很担忧自家相关产业遭“血洗”，所以纷纷准备对中国产品构筑保护主义铁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访中，释出中国绿能产品生产过剩，将使西方国家政府考虑征收高额关税的信息。
中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与外强压制，积极寻求制造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但这种政策组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内外对产能过剩的担忧；电动车成为削价竞争的红海市场，已现端倪。
政府、企业与民间债务居高不下，是另一隐忧。今年1月底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所公布调查报告，去年全国（包括家庭、企业与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已攀至287.8%，比前一年年增13.5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其中政府部门负债比的扩大最多。房地产崩跌造成的金融危机隐然若现，70大中城市新屋售价连续21个月负增长，房价如果继续下跌，银行危机将跟随而来。其中“影子银行”最有可能暴雷，引爆金融危机。重押房地产的最大民营金融中植集团，原为最有实力的影子银行，已于年初宣布破产。
应对经济困局效益不明显
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困局费尽心力，各项对策纷纷出台，但效益不明显。无论是货币政策降准以引导银行放贷之措施，或是举债扩张财政去刺激经济，都出现政策工具减少和政策效能变低的窘境，未来只能更加依赖行政命令，如取消限购、解除限贷、敦促银行加快审批绩优企业贷款等方面去面对危机。
另一方面，外因通过内因起的作用也不好。美国为了确保在世界政治与经济霸权争夺赛中获胜，先祭出贸易制裁，然后进行科技封锁。今年适逢总统大选，展开一场对中国“比狠”的较量，拜登和特朗普无不拉高制中调门或加重制裁力度。众议院先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要求TikTok限期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分拆，否则必须退出美国市场。商务部长雷蒙多主张大幅提高由中国或经墨西哥加工进口之中国廉价电动车关税。拜登政府不断扩大封锁高阶半导体生产设备、生物识别资料库、人工智能技术等高科技产品输入中国，还向荷兰等国施压，目的就是全面防堵中国站在欧美日荷等高阶技术上，发展科技与产品。
面对美国一波接着一波的封锁与针对，中国科技与工业发展备受压制，被迫寻求自立自强之道。中国官方下决心自行研发并全面采用自制基础科技平台，希望能不再采用西方电脑作业系统、关键处理器晶片、半导体生产设备，务求脱离美国及其友邦的压制。果真如此，未来科技运用“一个世界，两套系统（One world, two systems）”将成为常态。
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官方强调，未来将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应用AI+，并推动供应链自主化，目标就是为可能的进一步脱钩做好准备。面对越来越严厉的外来压力，中国必须加速科技自主和创新发展，这个“去美化”行动势必包含放弃美国软件工具和技术，除了半导体以外，AI、电动车、锂电池以及其他关键金属原料等领域，也必须能完全独立自主。
从习近平以降，最新的政策主旋律是“新质生产力”，就是计划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期未来经济成长重质甚于重量。传统政策显已无法带领产业转型，必须走向科技创新，除了以往智能与绿能之外，还包括新材料、算力、氢能、核能、储能、电网设备、人型机器人、元宇宙、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新领域，这些构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就是“新质生产力”。
中国政府效率超强，方向一旦确定，就会全力推动。企业的经营能力也可观，过去10年已兴起一批颇具创新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包括华为、比亚迪、宁德及小米等，在创新、速度、整合、全球化上都令人惊艳，华为突围而出，比亚迪电动车销售冠居世界，宁德锂电池称王称霸，小米三年就搞成高端“绿能”与“智能”结合的新电动车，这类企业足可成为新质产业的尖兵。问题是近年“国进民退”的倒退式发展，已经挫损了民企新创企业的动能，除非政府和民间能同心协力，否则难有大成。
面对外力针对与内循环趋缓，中国当下正面临经济增速递减趋势，必须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总的说来，就是过往的粗放低效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代之以新的增长模式。举国体制的策划与动员能力固然重要，民营及外资企业的信心也不可或缺，中国政府这方面须要做大量的松绑工作，而且在观念上和政策上必须脱胎换骨，方能以新质领导力带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作者是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
台湾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