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已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可谓一骑绝尘。照这种势头，他极可能再次问鼎白宫。因此，这也为各国领导人提出一个尖锐而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即特朗普任内如何应对并化解其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尤其是面对二进宫的特朗普，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以“无章可循”为托词。事实上，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案例，值得各国政治人物从中汲取经验，以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当2016年特朗普刚刚强势当选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领导人无不忧虑重重。正如日本前国防部长小野寺五典对路透社所说：“如果你听过特朗普的言论，我认为美国的盟国会很担忧。”特朗普在当年的竞选中不仅指“日本在搭美国的安全便车”，而且谴责日本操控汇率，获得不公平的经济优势，称日本和中国、墨西哥都是“使我们的贸易受到冲击”的国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特朗普，安倍该何去何从，又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外交危机呢？从安倍接下来的国务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的外交策略就是主动出击、避实就虚、“屈尊附就”、以柔克刚，最大限度争取国家利益不受损。
就在特朗普胜选后还未正式就任总统之际，安倍就立即赶往纽约会见他。其后特朗普访日，安倍更是投其所好，全程陪同打高尔夫，赢得他的极大好感，为日后的日美谈判开了个好局，并打下坚实基础。
他们打高尔夫时还传出一段佳话，当安倍快步爬上沙坑时，不小心摔了个四脚朝天（毕竟也60多岁了），却立即翻身而起赶了上来。对此，以大嘴巴闻名的特朗普回应道：“我个人对此非常感动。这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过比任何专业体操选手还要精彩的动作。”话里虽有一丝揶揄嘲讽味道，但也难掩感动敬佩之情。为了国家利益如此拼，想必特朗普也深有同感吧。
事后，日本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当着首相的面，边回放摔倒后爬起的录像，边冲着首相打趣道：“没想到我们的安倍首相身段还挺灵活的啊。”安倍郑重其事地接过话：“治理大国外交身段不灵活怎么能行？”正是这句话令笔者肃然起敬，直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感慨颇多。是啊，治理一国外交岂能不灵活多变？尤其是置身于今日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中，稍有不慎即令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因失衡而陷于不利境地，有损国家利益。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实，国之外交不也一样吗？因此，笔者一直认为，一国外交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平衡得愈好，国家利益就愈佳。反之，则必然顾此失彼、左支右绌。
今日中国无疑已是不折不扣的大国，大国外交尤其不可忽视利益的平衡。例如，中国积极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面临南亚印巴冲突区域的平衡，还要面对中亚（尤其是那些苏联加盟共和国）、西亚诸国和俄国之间敏感的关系挑战。
正如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格罗斯曼指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剧印度的担忧。作为印度的敌对邻国，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参与国之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引发大量争议。”这必然导致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甚至比中美关系更恶劣，使得长期在中美博弈中持观望态度的印度迅速倒向美国，这就是近期美印同盟初具雏形背后的一大推力。
再比如，伊朗与以色列关系一直很尖锐，当中国在外交决策上决定同伊朗发展进一步关系时，就更应充分分析、审慎研判以色列所可能做出的反应，毕竟以色列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当去年中国宣布将对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之后，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奈格尔，以及“保卫民主国家基金会”执行长杜博维茨就强烈要求中方撤销这项投资，否则以色列应同西方保持同一阵线，远离中国大陆，并重新评估同台湾的关系。这些都是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不可不察。
“弱国无外交”非必然
说到以色列，笔者还想对许多人一直坚信的“弱国无外交”说法做一点评。无论古今中外，都有太多雄辩的实例使人难以苟同。国际上，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二战后强敌环伺中复国的以色列与新加坡的建国。两国国土虽小，却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它们在国际的表现又哪是弱国无外交？恐怕是许多大国也望尘莫及的。
中国古代这方面的例子更俯拾皆是。回想春秋战国之际的诸侯外交，就明白弱国不仅同样有外交，且往往还能远超强国。无论是作为弱国的蔺相如能不畏强秦，完璧归赵，还是晏子使楚，不仅自身不受辱，也保护了齐国国威，还反过来使楚王自感羞愧，可谓不辱使命。
同样，近代处于列强环伺且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也是不折不扣的弱国，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却能折冲尊俎，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面对晚晴民国的中国外交，顾维钧就曾指出，好的外交就是足智足勇、处事果断。所谓“智”就是外交家须系统研习国际法的高等学识；“勇”就是要有坚强的决心。
虽说20世纪初的国际外交盛行以实力而论的丛林法则，有强权而无公理，但也正如顾维钧所说：在国际交涉时，如果能以公理争强权，强权也不能一手遮天而抹杀公理。这不就是弱国也有外交的道理吗？关键就看弱国如何以公理争强权，就要看弱国的外交家如何行事发言。晚年顾维钧还语重心长地说：“当办理重要对外交涉的时候，影响你考虑的首先应该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不能牺牲民族利益，不能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金光耀：《顾维钧传》）
这不正是安倍所思所想的吗？面对许多人对他的善变和自降身份的嘲讽，安倍以君子豹变坦然应对，并解释道：他这样做“并非为保身而豹变，而是为了国家和民众，可以舍弃面子，这是我们作为领导人应该有的姿态。”好一个“君子豹变”！虽出自《易经·革卦》，安倍运用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中国古人所说的君子豹变，升华到为了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而“变”这一高度。这正是日本人将中华古典精粹与西方外交理念融会贯通之又一范例，也值得世界上每一个真正的外交家认真体会、潜心学习。
作者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