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在近代是史无前列的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须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它又发生在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时代，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正有待开创。中国肯定会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求同的过程中如何“存异”？
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动荡的世界。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戛然而止，迅速倒转；人们哀叹二战后的和平红利消失了，把当前的国际局势同一战前的形势类比，各国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正在彻底改变。人们大都接受这个巨变为现实，并用“修昔底德陷阱”等理论来解释它的不可避免。
形象政治
这里，我提出一个唯心的解读，不一定正确，但可以打开另一扇天窗，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场巨变，也许能找到不同的解方。我从这样一个判断出发：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因而没有必然性。根据是以下三个：首先这个变化来得突然，各国的利益关系是数十年培育起来的，不可能变得这么快。其次，2018年的中国同2008年的，甚至1998年的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中国的对外行为更具挑衅和扩张性这个西方共识也缺乏根据：中国领土争议都是数十年的老账，大都是共产党之前的政府遗留下来的，没有新的领土声索。所谓“更具侵略性的行为”不过是它海空力量增长后的自然现象——在以前无能为力因而无所作为，现在任何作为都使人感到不适；南中国海人工岛礁的军事化，也主要是美国海军步步紧逼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同大多数陆上邻国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包括历史积怨甚深的俄罗斯。中印数千公里的边界都在雪山荒漠的无人区，历史上当地人根本没有边界的概念，现在划界引起争执没什么奇怪。中国不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经贸关系上与他国的矛盾是长期的，绝不至于引起突然的敌对。
如果以上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原因只能从认知、态度的变化以及人性的特点等唯心的东西中去找，这里国家的国际形象（或名声）起了很大作用。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形象展开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口碑往往与现实的差距非常大，因为跨文化沟通中的扭曲和人为的操纵。有了好的国际形象，一个国家干了坏事也能很快得到谅解；形象糟糕的国家，干了好事也会被当作坏事来解读，这也是国际双标的根源。有什么形象就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近些年中国在发达国家民调中得分屡创新低，就是因为中国的故事被讲歪了。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二者关系恶化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评判转为负面，中国越成功威胁就越大。
缺乏国际认同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善形象就可以盘活和整个对西方的关系。最近美国财长和国务卿接踵访华，两国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交往。这说明相互都有合作的需要，也是中国转换形象的契机。融入世界主流，被广泛认可、认同和接受——至少不被视为异类。这种平常身份的认知对一个崛起大国来说极其重要，关系到它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即使将来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和综合强国，仍然存在怎么同其它国家相处的问题，这些是基本条件，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不可或缺。
许多对中国的偏见，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因为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后，就会按照它的逻辑行事，并关闭其它路径，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西方讨论中国往往有两个他们从来不检讨的假设：一个是“中国的成功必然意味着我们的毁灭”；另一个是中国的成功会导致冲突加剧。这两个又是基于更深层次的假定：中国是坏人，它想主宰世界，因而必须采取步骤防患于未然。
中国历史上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甚至对域外事务不感兴趣，心态自成体系。这种心态也表现在现代的行为中，比如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发表声明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半岛，中国志愿军很快撤回了，但美军至今仍驻扎韩国。大陆政府几次边界战争都是短促出击，一见效很快就撤回边界这边。在毛泽东时代，出于意识形态中国也大力支援“世界革命”，反帝反修反殖民，但这个意识形态在外交上已荡然无存。当然，中国从来没有过能够投射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硬实力；一旦有了它会怎样使用，谁也无法预料，包括中国人自己——尽管他们现在都抱着真诚的和平愿望。
三大挑战
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有三大挑战：人性，旧社会主义遗产，异质文明的崛起。人性是在史前30万年中形成的——那是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相比之下，农耕时代只有1万年，而现代文明从工业革命算起还不足300年。现代文明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往往同人性相冲突。30万年对300年，难怪社会上到处都有不文明的行为，在动荡世界中连国家的行为也朝原始人性回归。
同国际政治相关的人性特点主要有：争霸，分群，好坏评判，认知偏见，以及对威胁的敏感。争霸好理解，它在动物群中也很普遍，同现代文明的公平理念冲突。群居是原始社会的主要形式，区分他我或内群、外群几乎是本能；一旦区分出内外，人性还用“好坏”“善恶”判断和相应的情绪来强化这个认知。在组织、标记和量化世界的过程中，大脑习惯性地将外界事务区分为对立的组：光明或黑暗、快乐或悲伤、事实或虚构、善或恶、对或错等等。这样的二元组合在一起，代表了一个统一的概念。例如，如果没有“向下”就无法想象“向上”，有了“我”就有寻找“敌”的冲动，找不到就制造一个。于是我们看到脸谱化他人，妖魔化他国的现象。
认知结构一旦形成，人们就会有选择地接受新的信息，与知识结构不符合或冲突的信息，会自然排斥。原结构中的偏见就会不断得到强化，同道德判断结合后，就有了激情的支撑，形成政治正确的压力。这个过程同事实、真理、逻辑等没有关系，它是史前社会用来增加内群的凝聚力的手段。这就是战狼外交无济于事的原因——“邪恶者”反而气势汹汹，更是个威胁，必须团结一致来应对，这就是人性的陷阱。
史前的原始森林和草原到处都潜伏着危险，造成了人们对威胁的敏感，容易看到负面的东西。西方媒体很好地把握了这个人性特点，总是报忧不报喜。现代文明用理性来压制人性的这些特点，但后者非常顽强。行为中哪方面占上风，决定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西方针对中国的话语体系，概念上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党独裁、剥夺人权、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宗教信仰、官僚腐败等等。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大都是给这个冷战时期得来的认知结构喂料，否则会给受众造成认知失调，挨骂和降低收视率。大陆政府的问题是没有彻底清算旧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崭新的面貌来展示新社会主义，以至沉渣泛起，给他人以口实。
中国的崛起在近代是史无前例的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须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它又发生在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时代，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正有待开创。中国肯定会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求同的过程中如何“存异”？存下来的“异”必须水平更高，而不是为落后打掩护。中国带领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层次才能真正崛起。
如何转变形象？
首先要不纠缠对错，只注重有无。“战狼外交”同西方较真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没有顺从人性的逻辑。有了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国际政治还没有达到国内的文明水平，纠缠对错不会有结果。
其次要向主流靠拢。2013年起的大张旗鼓反“普世价值”，针对的是西方将自由主义武器化、用来搞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而不是这些价值本身。但当时拿不出更有力的替代，采取了封杀、压制和洗脑这种简单、粗暴、低水平的办法，无意中“证实”了西方加给的污名，当时心虚到只允许口头传达“七不讲”的9号文件。在外交关系上对待俄罗斯，伊朗，朝鲜，缅甸的军政府等等要有原则性，避免被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
第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自内政，而不是外交。中国的外交风格儒雅，美国却很霸道，但美国盟友众多，中国的贪官、私企老板、高级干部、明星，甚至天天大骂美国的网红知识分子，一有机会就投靠美国。人们是用内政的状况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本质，这是大外宣没有效果的原因。
第四，清算旧遗产，树立新形象。外交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乎荡然无存，但内政上保留了原体制的基本结构。大陆政府说美国“严重误判中国”，却说不清楚子午卯酉——有时候旁观者看得更清楚。政治体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尤其在民主和法治方面，否则贪腐滥权永远无法治理。拒绝清算历史错误，把问题扫到地毯下，是不成熟的表现，历史终究会来算账的。与其被他人清算，不如自己来，这样不光掌握主动，对历史和自己都有个交代，还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和成长提高。
第五，法治是世界语，有了可靠法治，国家形象会大大改善，软实力增长一大截。中国推行法治有两大障碍：权力和人情。目前的制度设计容易使权力压过法律。人情社会出小人，法治社会育君子——如何提高水平很清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