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精英的增加，就是国家竞争力的跃升。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位顶尖学者，无一不对李光耀先生的睿智与反应赞叹，更对其心心念念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和政策感佩不已，特别是对他愿意正视盲点，纠正自己的反应，表示震惊。
在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集会上，李显龙总理发表了总理任内的最后一个重要演讲。他在演讲结尾眼角泛光，哽咽着含泪讲道：“我要对所有国人说：由衷谢谢你！”然后向人民鞠躬致谢。我不由得联想到他的父亲——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在1965年8月9日流着泪，哽咽说不出话来，宣布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被迫独立的场面。相隔59年，父子两代人，同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人父的泪水是因国家前途未卜，“必须为200万国民的生死存亡负责”的忧心；而人子的泪水却是因为一生从政后，能够把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完好无缺地托付给继任者而深感满足、圆满”。隔在中间的59年，就是因为他们和无数先辈终其一生，鞠躬尽瘁所换来的小国大奇迹与新加坡故事。
政治最高领导人似乎离我们一般老百姓很远，可是在动容的泪水中，又似乎离我们特别地近——一种生命共同体的近。离我最近的一次，或许就是2011年9月9日下午4时至5时10分。
那天，为配合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与学国际研讨会，我们安排了国际顾问到总统府内李光耀先生的办公室与他见面。国外学者包括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展心理学家谭霞灵（Twila Tardif）教授、剑桥大学语言学家袁博平博士、香港大学教育学家谢锡金教授，由教研中心主席胡以晨带领，我陪同，亦兼任记录员，所以记得，而且异常深刻。
对国家语言政策和教育现状的专业咨询
李先生的办公室简洁干净得几乎没多一丝的干扰。我们一路被引进，见到彼时88岁的李先生时，他精神很好，眼神依然炯炯锐利。我们知道他在那年的几个月前，已经完全卸下政治任务，不再担任资政，想象着或许会比较轻松地交流。不想李先生请大家坐下后也不多寒喧，即刻让我们进入正题，让大家分享对新加坡语言状况的观察。
海外学者首先认可新加坡学前教育的华文教学水平，曾在新加坡客座的教授，还引述了孩子在南洋理工大学学前中心学习时令人鼓舞的观察。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谈到对于学前儿童来说，一个丰富的语言环境会有利于他们学习华文；反之，如果语言过于简化和单一，会让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如果年幼的孩子能从早期就听到声调和声音的区别，就能更好地学习词汇——可见强调听力和语言的学习是不能分割的。
然而，对新加坡语言环境都很是熟悉的学者也谈到，当孩子进入小学时，因为科目增加、课程更加结构化，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减少了，因此真正进行语言习得与内化的机会也较困难。大家都强调，孩子不是小成人；因此须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更丰富的内容和较少的结构来教授华文。换句话说，对于孩子来说，教学语言不能仅仅是内容的简化，而且通过游戏学习更有趣。洋学者甚至举例，说明其孩子拒绝请华文家教的情况，因为不喜欢华文老师的教学方式。相反，他想要一位华文保姆，可以和他一起玩耍并用普通话交流，可见游戏元素对于激发年幼孩子语言学习的兴趣极其重要。
窗外阳光正好，李先生的兴趣愈加浓厚，促请大家进一步分享各自的研究。我们终于明白，这不是什么与老先生的客气交流，而是一场真正对国家语言政策和教育现状的专业咨询。对新加坡的每一个细节始终忧心、永远操心的李先生来说，政治，从不曾，也不会远离。
“So I was wrong！”
擅长比较成人和儿童语言学习的教授，即深入分享研究结果：对于儿童学习语言，比较法或多元方法（例如，展示不同类型的杯子以强化杯子的概念）之效果最好；而对于成人来说这并不必要，因为他们已经理解了概念。成人最好通过直接或单一的方法学习（例如，不断重复一个新句子）。然而对于教授儿童语言来说，直接翻译方法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对8岁以下的儿童而言），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困惑。除了感觉记忆外，别忘了还有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若使用翻译方法，在引入一个新的华文短语后立即提供英文翻译，孩子虽然可能在听到短语时理解了，但听到了中文单词的声音后，感觉记忆就被英文单词覆盖了。没有感觉记忆和听觉印象，孩子就不会记住中文单词，即难以留下短期与长期记忆，所以我们必须提供最多元且真实的多语环境。
李光耀先生此时突然高声慨叹：“So I was wrong（那么我错了）！”此话一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都怔了老大一下。大概谁都不会想到，把国家语文政策视为一生最大挑战，且一辈子对每一个国民从小到大的使用语念兹在兹的建国总理，会这么坦率甚至赤裸裸地承认他过去的盲点和错误，如此高效（更如此虚心）地对多元丰富的真实语言环境和儿童语言习得，有了新的认知。
待大伙儿反应过来以后，才继续讨论有关学习汉字的方法和挑战。大家谈到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汉字不仅具有视觉元素，还具有声音元素——绝大部分的汉字乃形声字，具有声符。研究也表明，孩子掌握声音的能力与他们学习语言（包括阅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正面的相关性。根据研究，说话的能力影响阅读能力——那些拥有更多口语词汇的人，其实也会成为更好的阅读者。
李先生说他曾认为说话和阅读是不同的，但学者以研究结果提出，如果口语能力在早年就培养好，后期的阅读能力会更强。大伙儿都同意李先生的观点，即口语必须从年幼时学起，但提到对于书面语言来说，成年以后也可以学习，甚至还进一步举例说明，如出生于波兰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在29岁才学习英语，之后开始写小说，并成为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
我们进一步提到有很好的研究证据表明，6岁以下接触多种语言，会使孩子在长大后，更容易学会三或四种语言。孩子强大的语文学习能力如海绵，也能够逐步判断不同语文的差别而不混淆。如果孩子很早就开始学习语言，他将能够掌握语言的语调和基础，甚至能够学习两三种语言，这种语调和基础将伴随他一生。尽管孩子长大后，可能会因为较少使用该语言而忘记部分内容或词汇，但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会忘记功能性字词（如了、过、的），而这对他重新熟悉该语言极其关键。大家也建议，让年幼儿童接触英文和母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李先生说这已经在学校里实行了，但大家也同意，对于第三语文的学习，我们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接着，大伙儿谈到自己学习第二语言的个人例子——有者在25岁后才学习二语，但现在却可以流利地使用该语并且发表演讲。由此可见，动机是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然，除了动机，保持学生对汉语的兴趣也很重要，而访问中国并体验其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语种方言会对华语有互补作用
话题一转，我们谈到了方言这个在本地语言政策中颇为敏感的课题。李光耀先生重申，如果一个人希望掌握英语和汉语，就必须放弃方言，因为方言会影响普通话的学习。大家对李先生有关方言的立场是熟悉的，然而也希望把握难得的会面机会，坦诚地把研究结果和观察进行分享。有者提及方言与文化有关，并认为方言并没有削弱学生的阅读能力，如使用粤语教学的香港，在学生阅读能力方面总是在全球名列前茅。有者也补充说，加拿大等地也有许多方言，许多加拿大人在学校里讲英语和法语，以及包括方言的许多其他语言，加拿大学校入学表格，甚至提供52种不同语言的表格——所以，适应这么多语言的目标并不是不可能，只是思考目标不应与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混淆。又有者提出，大多数比利时人至少会讲两种语言，甚至多达五种语言，其多语言情况也得到广泛的研究。当然，我们可以说欧美的多语情况和众语言属于相同或相近的语种有关，因而得以互补，并产生语言正迁移的正面效果。但同样的，对于同语种的方言，也会对华语有互补和正迁移之作用。
尽管大家意犹未尽，讨论已经超出原定时间。我还多么想和李先生谈他自身的家庭语言教育，问他如何培养出三语精通的孩子——那是家事，其实也是国事。多语精英的增加，就是国家竞争力的跃升。我甚至还私心地希望问他对文学的看法到晚年是否有改观，有关语言、文学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毕竟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归途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位顶尖学者，无一不对李先生的睿智与反应赞叹，更对他心心念念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和政策感佩不已，特别是对他愿意正视盲点，纠正自己的反应，表示震惊。身为专注开车少发言的司机，我的内心油然升起对我们国家的信心，和满溢的自豪。
这是我至今最靠近我们最高领袖的一次。在这最高领导棒子移交的时刻，念及我们岛国何其有幸，领导人无论在任内或卸任后，仍然对国家全心全意、竭尽所能的无我奉献，怎能不油然升起继续与新领导班子一起努力的共勉之感呢！
（作者从事语文教学与本地文化研究）
